三国马衡 马衡:国宝为证 爱国情怀
马衡,1881年生于江苏吴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52 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情系金石
马衡幼年受四书五经的传统仕学教育,曾在1899年考取秀才,但最终还是跳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窠臼。这一年的秋季,马衡在上海考入了南洋公学中院。由于家庭变故,马衡在南洋公学只学习了三个学期,虽然学习时间较短,但马衡就此开始摒弃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自南洋公学肄业之后,马衡利用婚后的闲适生活,搜集文物、钻研文史、鉴赏古玩,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1917年8月,由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的推荐,马衡接受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聘用,担任该处的征集员。马衡在上海已经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但由于他为人谦逊,做事低调,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同仁们并不知道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只是见他马术不错,就让他兼任体育课马术老师。
直到1920年,马衡才被北大聘为史学系讲师,讲授新创立的金石学课程。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
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下设立考古研究室,马衡受聘担任研究室主任,后来又升任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来研究室又陆续增聘罗振玉、王国维等为通信导师,研究力量不断壮大。
研究室成立之初,因经费有限,尚不能进行野外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多是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而来,数量有限,质量不高,这种情势严重影响着考古研究工作的进程。为打破这一窒碍,经马衡与同仁们的努力,1923年5月,北大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一年后改名为考古学会,其宗旨是“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作为下一步发掘与保存的预备。
8月,马衡等听闻河南新郑地区发现大量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物,迅速做出反应。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派马衡前往新郑进行调查,历时半月有余,这是北大国学门开展的第一次野外考古。事后,马衡写了一本名为《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的报告书,详细介绍了此次调查的经过,文物的种类和数量,并附制了发掘图。
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马衡主持下的古物调查会做了诸多努力,如调查保护圆明园、文渊阁等遗址;搜集、保护和鉴审古代文物资料,打下了北大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也推动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后来,马衡又兼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考古学教授。
缘结故宫
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黄郛摄政内阁主政。11月7日,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14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布,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长李石曾,委员则有政府和清室双方人员组成,其中政府方面9人,清室代表5人。
善后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清理皇室公、私财产并处理其它一切善后事宜。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组织人员清理清宫物品,作为筹备博物院的准备工作。马衡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学生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参加了清宫室物品的点查工作,就此和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马衡作为组长,自始至终,几乎天天到会入组参与点查工作。
1924年12月24日,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在善后委员会的主持下展开。为了取信于社会,也为了使清理工作有章可循,善后委员会制定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对清查过程中的启封、点查、登记、编号、造册、摄影等步骤、手续以及点查与监察人员的组合等问题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点查时间每日两次“上午自九时起十二时止”,“下午一时起四时止”,“作息均不得逾法定时间”;“点查时分组、每组分为执行及监视二部、其职务之分配临时定之”,“每组人数及组长由委员长临时指定之”,“每人应隶何组,按各部分人员分配,用抽鉴法抽定”,“每组人员排定后,于进内执物前均须在办公处签名并需佩戴徽章”;“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别之标识,一面登记物品之名称及件数,凡贵重物品并须详志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或用显微镜观察法或其他严密之方法以防抵换”;“室内工作时不得单独游息,不得先进或后退”,“室内工作时监视人员须分立于执行事务人员之间,不得自由来往于事物地之外”;“各组进屋勤务无论已毕未毕出屋时每次必须加以封锁,由本组会同军警签字或作别种符号于上,点查未完之箱柜亦照此办理”。
点查开始后,以宫殷为单位,顺序是由入口左侧起,逐件编号,依序录登。
因清宫殿堂众多,善后委员会遂将各宫殿按“千字文”编号。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代表四个宫殿,然后以此类推。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等。
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北京滴水成冰,工作异常辛苦,据时人回忆:“初入清宫,其凄凉景象跃然入目。每到一个院落都是蓬篙满地,高与人齐。于是在点查工作开始之前,要有人手持铁镐、镶刀为参加点查的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学者开路。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
1925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清宫古物点查工作基本完成,根据清宫殿堂的点查次序,刊印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计6编28册。是年10月10日“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马衡被推举为临时董事会理事,继续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工作。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随即筹建了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古物馆长一职由易培基担任,马衡和张继同任副馆长。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缺乏,故宫博物院处境艰难,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为保存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了一项议案,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马衡等五人被推举为代表进行抗争。7月9日,博物院破例开放,接待因“北伐成功”到达北京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军司令及北京的各界人士1000多人。马衡等将前一天拟定的传单分发给来宾,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传单中写道:“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而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通过马衡等人的游说,加上现场耳闻目睹,这些国民政府的要员一致表示:故宫不可废。9月,国民党第155次中政会议,通过了否决经亨颐议案,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
护宝转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 东北全境相继沦陷,华北局势危急。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后决定,为安全计,将所藏文物珍品尽快装箱南迁,并报国民政府同意。1932年秋,南迁的准备工作展开,古物馆珍品的选取和装箱工作是在马衡的主持下进行的。古物馆文物多,精品也多,且易碎难装,但在马衡的领导下,古物馆的精选装箱工作进展顺利。为保证文物安全,工作人员向琉璃厂的古玩商人请教装运秘诀,获知要点是“紧”和“隔”,就是器物要装紧凑,且要用柔软物品隔开。为此,古物馆赶制了一批新木箱,下垫稻草,上铺棉花,中间放置经捆扎隔离的文物,箱子外刷上字号,贴上封条。经过一番努力,古物馆共计精选文物2631箱,63735件。
1933年1月,山海关陷落,日军很快向察哈尔和热河进攻,北平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作出立即将故宫文物精品南迁的决定,并责成北平市政府和交通运输部门协助进行。2月5日夜,第一批故宫文物珍品2118箱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从北京前门外火车西站装车南迁,四天后到达南京下关。20多天后,这批文物被卸下火车,从浦口改由招商局的江靖轮航运上海。至1933年5月,故宫博物院分五批共计南迁文物19757箱。马衡参加了第四批文物的监运工作。文物运抵上海后,主要存放在天主教堂街一座七层高的钢筋水泥建造的大仓库中。
1933年7月,易培基因遭诬陷盗卖故宫文物,被迫辞职,故宫博物院第二届理事会推举马衡出任代理院长一职。9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马衡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1月马衡辞去北大教授职务,专司故宫事务,次年4月正式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将南京朝天宫划归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把南迁的文物由上海转移到此处保存。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之后,南京朝天宫的改建工作很快展开。1935年4月,马衡等人组成了“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具体负责改建的各项进程。1936年8月,工程竣工,建成了一个装有控制气温、湿度和防盗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库房。12月8日,在全副武装的军警护卫下,暂存于上海法租界的文物开始向南京转运。此时,马衡胸中已经为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规划了一幅发展蓝图,但这个计划很快就因日本全面侵华而被迫中断。
马衡接任院长后,日夜操劳,兢兢业业为故宫博物院做了大量工作,树立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如设立专门委员会,由全国专家62人组成,代替原来由国民党党政大员组成的理事会,以备学术咨询兼藏品鉴定;向国内外募捐,修缮故宫三大殿东西十二宫,开辟历史原貌和专题陈列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1935年、1939年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参加国际展览,宣传中国文化;合并内廷、外廷,恢复故宫旧观;在南京朝天宫建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打破陈规,开展征集工作,收买流落外方的宫廷文物;组织中国博物院协会,编印会报及丛书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也不断遭受日军的轰炸,为保证南迁文物安全,8月12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紧急向后方疏散。疏散路线分为南中北三条,其中南路起运最早,淞沪抗战爆发次日,即8月14日,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装船,由徐森玉负责,溯江而上运抵汉口,再沿粤汉铁路到长沙,暂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后来经桂林、贵阳,最后保存在贵州安顺县华严洞,共运送文物80箱。中路和北路疏散较晚,直到上海沦陷,日军进攻方向直指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故宫博物院尽快将文物转运后方,马衡迅速由北京赶至南京,主持文物疏散事宜。
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城内异常混乱,马衡领导博物院的职员,积极行动,大家一遇警报“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面,或者房屋檐边,警报过去,出来继续工作”。
中路疏散的文物数量最多,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在南京装船后,马衡与该路第一批文物西撤,目的地是汉口。后南京沦陷,武汉已无安全保障,不得已继续向西,经宜昌、重庆、宜宾,最后抵达四川乐山。
北路文物在南京浦口装上火车,运向西北,计划以陕西为目的地,潼关形势紧张后,又经宝鸡、汉中、成都,最后被安顿在四川峨眉,共运送文物7268箱。12月8日,最后一批文物被抢运出南京,5日后,12月13日,南京沦陷。
马衡和大家一样,冒着战火考验,不顾交通条件恶劣,风餐露宿,曝日沐雨,辛苦异常,除了克服异常恶劣的自然条件,翻山越岭,渡河跨沟,还要防范沿途劫匪袭击和躲避敌机轰炸。马衡前后联络,统筹全局,解决沿途运输中的各种问题。
他不顾自身安危,奔波在文物疏散的三条线路上。各处文物最后的存放地点,也是由马衡亲自选定的。南路文物原是存放在贵阳城北门的一个幽僻花园内,1938年11月,马衡在贵阳视察后,认为文物放在贵阳城内不甚安全,最安全的莫如山洞,于是和大家一起用了七八天的时间,在贵州境内看了几十处山洞,最后才在安顺朝南门外五里处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口轩敞,不致太过潮湿,利于文物保存,洞外有庙,可以住人,有公路直达洞口。
于是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口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准备妥当后,1939年1月,将南路疏散文物移存其中。按照故宫博物院临时常务理事会的决定,准备在重庆挖掘山洞,辟为专门库房来保存中路疏散的文物,洞址也是马衡四处寻找方才得到的。
1938年底,重庆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文物在重庆已难保安全,马衡带领同仁由重庆向西,沿途搜寻适宜的贮藏地点,经几个昼夜的奔波,在四川乐山选中了一座古寺和六座祠堂,最后委派欧阳道达等将中路文物悉数转运该处。北路文物在成都的贮藏地点,是马衡与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瓒绪接洽后,选定了成都东门内的大慈寺。
抗战胜利后,马衡一面主持疏散文物的清理归聚,一面委托沈兼士(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文献馆馆长)和张廷济(博物院总务处长)负责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接收工作。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研究决定,三路文物先在重庆集中,收存在海棠溪向家坡贸易委员会旧址,以利于工作开展和日后运输,然后迁回南京,存进朝天宫的永久库房。
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教育次长杭立武,马衡等任副主任委员,主要工作是对敌占时期文物损失的调查、追偿。一番努力后,大批流散的故宫文物和物品或被接受,或被收购,重新回到博物院,成绩斐然。1946年12月,王世襄受马衡委派,以“清损会”特派员身份到日本交涉文物赔偿事宜。由于日本的阻挠破坏,王世襄不得不在1947年3月回国,仅索回了南京中央图书馆被劫的一批善本书。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范围扩大,囊括了紫禁城全部,景山、太庙、海棠子也包含其中,藏品也增加了许多。
拒赴台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一面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抵抗;一面策划、指挥向台湾抢运金钱和物质,其中包括将南迁的文物精品抢运台湾。
1948年10月,马衡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道紧急命令,要求故宫博物院编制一份文物精品名单(包括品名、年代、件数),并做好空运南京的准备工作。马衡在院务会议上布置任务时说:“先把珍贵文物目录报行政院,然后准备包装器材,古物馆的藏品装箱要特别小心周密”,又告诫大家说:“不要慌,不要求快”。马衡和大多数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一样,不希望空运文物离京成为事实,他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回复是“机场不够安全,暂不能起运”。马衡的学生庄尚严受命欲将一批文物由南京押运至台湾。马衡知晓后致函庄尚严说,如果他护送文物去台湾,就与其断绝师生情谊。
南京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也多次电促马衡乘坐政府专机离开北平,马衡一再托词婉拒。此时,马衡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王冶秋取得联系,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邀请他留下来献身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议。1949年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教育部政务次长),他在信中写道:“弟于十一月间患心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戒勿乘机,袛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1月12日,傅作义邀集北平的各界人士,征询和战意见,马衡在会上慷慨陈词,应以“北平人民的安全为重,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务使文化古城免遭战火摧毁,望傅将军以历史的伟大眼光果断地处理好当前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1月18日,马衡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0人做为北平城内的和平使者出城与叶剑英会谈,商量城内文物保护一事。
马衡还在会上对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说道:“共产党是爱护文物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惩办坏人,我们没事,大家要安心工作。我本人绝不离开北平,和大家在一起,保护好故宫的安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后,宣布全院职工继续留岗工作,马衡仍担任院长一职。他不顾个人得失和年老多病,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故宫的建设中。随后,人民政府拨付故宫博物院大量经费,用于宫殿、文物等的修缮和维护,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初,故宫博物院配合中央人民政府南下接收工作团,将国民党败退之际未及运出的一批文物运回北京。马衡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主持博物院对库存物品全面清理、鉴定,使一批文物珍品避免了流失的厄运。他积极推动故宫博物院进行各种改革,新辟各类专题陈列室,举办丰富多彩、贴近群众生活又有教育意义的展览活动,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1951年,有关部门向周恩来报告,国宝级文物晋代书法艺术珍品《中秋帖》与《伯远帖》流落香港,可能经拍卖后流出境外。周恩来非常重视,立即做出批示:一定要收购回国,决不能让外国人夺去。11月8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来到博物院延禧宫,交给马衡一封政务院的抄件,内容是“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港银行与中南胡慧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并指示马叙伦(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长)、王冶秋及马衡设法处理。11日,马衡、王冶秋和徐森玉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启程去香港,经马衡和徐森玉鉴定真伪后,以48万港币购回,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马衡不但自己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劝说身在海外的亲友故交回国。马文冲是马衡的幼子,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新中国成立后,马衡通过在香港的五弟劝其回国,经马衡晓以大义的教育,1950年8月一家人离台回国;王世襄(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是经马衡的劝说而回国的。1950年,马衡向故宫博物院捐献青铜器和陶瓷碎片一批;1951年9月,马衡将宁波的房产捐给市政府,田产捐给鄞县政府;1952年,他又捐献了青铜器7件、陶瓷75件、工艺品类29件。
1952年5月,马衡从故宫博物院离任,改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段时间内,马衡的生活比较拮据,家人曾劝他将所藏孤本拓片等卖掉改善生活。马衡笑着回答说;“这类文物我是绝不舍得变卖的,也不准备传给子女后代。传给你们,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对你们没有用处。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存,才能起到它最大效用。”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他的子女遵照遗言,将其毕生所藏文物、图书、拓片、印章、文稿及生前所用物品全部封存,其中有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书法、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众多,精品不少,由文化部会同故宫博物院造册点收,全部捐献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