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华身高 孔令华与李敏——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组图]

李敏和哥哥的感情从同学、朋友、友谊发展到爱情的事,很快就被毛主席知道了。 李敏上高中时,向爸爸公开了这个秘密,毛主席听了很欢喜,他说:“我一向主张儿女的婚事自己作主,大人不要干涉。我觉得小孔好,我没有意见。

” 有一次毛主席问李敏:“小孔的父亲是哪个?他在哪里工作?” 李敏答:“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 毛主席说:“那你怎么和他交朋友呢?” 李敏答:“八一学校收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我想他父亲可能是军队的干部吧!

” 毛主席又说了一遍:“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谈对象哟!” 李敏不解地问:“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嘛?” 中南海见主席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还是要问一下,了解情况嘛。

”对爸爸的话李敏一向是尊重的。于是她再见到哥哥时,便按照爸爸的吩咐问了哥哥有关问题,哥哥笑着说:“同学这么些年,我俩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可就是没涉及到家庭情况。”这次哥哥就一五一十地把父母和家庭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还一再问李敏:“记住了没有?还想知道什么只管问!

” 李敏回到家里把向哥哥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地向爸爸作了汇报。毛主席说:“噢!小孔的父亲原来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说完他高兴地点了一支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李敏轻轻地发问。“那您同意吗?” 毛主席笑着回答:“好,好,同意。”李敏长嘘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后来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李敏领着哥哥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看望了她的爸爸毛泽东。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李敏回家时,毛主席就问李敏:“令华怎么好些日子没来了?” 李敏说哥哥学习很忙。毛泽东说:“学习要劳逸结合,你转告他既要好好学习,有时间还要到我们家来玩。

” 毛主席赞同孔从洲支持的婚事 哥哥把他和李敏相爱的事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非常高兴。我爸爸妈妈是开明的长辈,对儿女的婚事要儿女自己做主。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每年暑假李敏和哥哥一起回到我沈阳家中,我和李敏相处得很好,我父母也都很喜欢她。

有时她去看母亲贺子珍后也转到沈阳待一段时间。毛主席很关心她母亲,经常托李敏带手帕或烟给贺子珍。李敏还拿一些衣服给她母亲看,说明中南海家中很关心照顾她,让她妈妈不要惦念。

当时贺子珍最担心的是怕江青对她不好。这件事使我感到李敏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总能体谅妈妈的心情。实际上李敏在家中除了得到亲爱的父亲的关怀以外,恐怕再也没有亲人了。她曾讲过只有收音机和她作伴,她结识了哥哥以后,特别在他们恋爱结婚之后,她才有了相依为命的亲人。

1959年8月29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我父亲孔从洲的主持下哥哥和李敏结了婚。父亲回忆此事时讲:“他们原来决定结婚的日子还早一些,不巧毛主席到外地开会一时不能回京,他从外地多次打来电话还写了信说一定要等他回来主持,这样就拖下来了。

主席直到8月下旬才乘火车回来,李敏和令华到车站接他,同车回家。第二天一早,主席就把令华找去与他和李敏一起拟定准备邀请的客人名单,接着就办了婚事。

” 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关于哥哥和李敏的婚事,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闲话,甚至有人写文章说他们两个人订婚、结婚父亲不同意。有的文章说什么“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对这门亲事颇有顾虑。

毛主席得知后,对孔从洲同志说,儿女们的婚姻大事,由他们自己做主,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嘛!……孔从洲从毛主席的话中悟出主席是赞同这门亲事的,原先的顾虑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说的虽煞有介事,可是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这次在哥哥和李敏的结婚典礼上,父亲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此前从来没有单独见过他。 当时我父亲正好在北京开会。这天一早,毛主席派秘书罗光禄同志乘车把父亲接到丰泽园的颐年堂。

主席一见父亲就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和蔼亲切地说:“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同时拉着父亲向在座的客人介绍说:“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主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在颐年堂吃过饭,大家叙谈一会儿,客人们陆续离去,主席又留下父亲和王季范先生,到他的房里谈话。 江青要挖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3年,终因江青寻衅滋事,哥哥和李敏离开了中南海。

江青对他们一家的态度冷淡自然是因为李敏的妈妈是贺子珍,以至于从冷漠到对峙,从对峙到有恃无恐的迫害。 哥哥上大学时我们全家随父亲调动到了沈阳,父亲任高级炮校校长,后来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又任命父亲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我们的家也因此搬到了北京。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造反派几次要关押父亲,他们找到了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同志,陈锡联讲:“要关孔从洲得经周总理批准,因为西安事变时孔从洲是17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有历史功绩。

”造反派不敢找周总理。 父亲虽未被关押但从此却和被打倒的人排在一起挨批斗。别人很难想像,毛主席的儿女亲家在文革中还会挨斗?可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在单位也遭到批判,甚至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次哥哥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我,我对他讲:“对我的批判看样子要升级,我很担心。”他却讲要我承受锻炼,还说江青“四人帮”一伙要上台,我们全家都准备掉脑袋。

我当时很不服气,委屈地说:“我们全家的生命来之不易,我们和江青毫不相干,凭什么要害我们,我想不通……”但以后的事实说明我的想法太天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江青的唆使下,当时有人就大喊大叫地深挖,要彻底挖,要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孔令华。

原来,文革开始时北航王某写了份揭发材料,说哥哥反对江青。 造反派头目如获至宝上交给了江青。江青恼羞成怒,当即给这些造反派们讲:“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我们家有一个娇客他就反对我!

”在这之后,“挖出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孔令华”的标语口号在很多传单小报上出现。对哥哥的批判更加厉害了,他被隔离审查了。莫名其妙的审问折磨着他,使他原来健壮的身体消瘦了许多。

造反派还给他戴高帽游街,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但哥哥心里很明白,他对江青其人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文革初期,李敏对江青的做法看不惯,回家向父亲反映,见到江青,江青很不满意,对李敏说“小保皇派回来了,偏在这时回来是不是想摸底!

”主席知道后生气地说:“你(指李敏)去告诉她(江青),就说是我让你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在某单位抓“5·16”时江青也抓李敏“5·16”。当时李敏回家看主席,主席又一次给李敏说:“江青要抓你‘5·16’,你要小心。

” 江青阻止李敏和令华去见毛泽东。江青位高权重,她虽然自己无权随意去见毛泽东,但她有权在毛泽东周围安排亲信。 1974年,李敏和哥哥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有看法,看到了江青的野心,他们把一时期以来江青的言行作了分析,准备了一份材料,特别提出了江青的问题。

哥哥和李敏想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反映这些毛主席听不到的声音,但是他们见不到毛主席,在中南海门前,怎么也不让进去,急得李敏在中南海门口冲着门卫大声说:“你们不让我们见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 哥哥和李敏见不到毛泽东,只得失望地回到家里,李敏大哭了一场。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心准备的材料最终未能送上,这是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