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徐永昌 历史深处的“中国方案”

近研《宋史》,读及“王安石变法”部分,深为当时政府所施行的“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触动,并因之对有关“常平仓”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始知“常平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制度发明,不但在中华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近代以来广泛惠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成为今天人类社会普遍应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颇值回味和反思。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措施之一,1069年9月在宋朝开始正式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改变旧有常平仓制度中“遇贵量减市价粜(出),遇贱量增市价籴(入)”的呆板做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国家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等“弱势群体”,一方面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一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

王安石推行“青苖法”的思想源于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和军事家李悝在魏国推行的“平籴”举措。而在李悝之前,被后世誉为商圣的范蠡和成功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的名相管仲,已经有过类似的理论和成功实践。其中被后世经济学研究奉为圭臬的《管子·轻重》篇第一次明确提出货币流通的“币重”“币轻”问题和“万物重”“万物轻”同受“多则贱、寡则贵”的影响,遂发展出了“平粜”“平籴”思想,并提出如下政策:秋收时,谷轻币重,投放货币大量收购谷物;青黄不接时,谷重币轻,出售谷物大量收回货币。

可以说,中国人自西周时期就开始进行粮食的“战略储备”。

到了汉武帝时,“财政部长”桑弘羊又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不单单是粮食谷物);到了汉宣帝时期,大臣耿寿昌奏请在三辅(京师附近)和边郡等地区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开始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汉以后,在经历晋武帝立“常平仓”、北齐武成帝用“常平之法”、隋文帝置“常平监”于京都、唐太宗在州县“并置义仓”、唐宪宗建立“常平义仓”之后,再经由王安石的进一步“改良”,加之金、元、明、清等王朝的进一步借鉴和推行,“常平仓”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制度。

而且,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出,举凡一个朝代国力上升和社会稳定时,“常平仓”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得就好;反之则丧失或功能弱化。由此可见,“常平仓”制度建设和运行结果,与国家统一和稳定成正相关因果关系。

再看近代以来“常平仓”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以美国为例,上世纪20年代,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美国面临农业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的局面,并最终成为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最终使美国从“大萧条”泥泞中走出来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农业调整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借鉴了中国的“常平仓”制度。据说,开始美国对于是否实行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曾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身为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力主推行“常平仓”,但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主要理由有二:一则这项制度不符合美国一贯坚持的自由经济主张;二则是怀疑这项来自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的制度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华莱士坚持认为,只有中国古代实施几千年的“常平仓”制度能够拯救美国农业。

最后,在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最终建立了类似“常平仓”的农业粮食储备和补贴制度。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明确指出,美国农业政策的成功源自于中国古代哲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设立了“常平仓”制度,到1939年,美国共储备了1000万吨以上的玉米,540万吨以上的小麦。不但解决了美国粮食生产过剩的矛盾,而且在此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同盟国的长期作战。

近代一些二战史专家认为,美国这一充足的粮食储备,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最终胜利,与军火工业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的农业补贴、石油战略储备、期货等做法,其观念来源都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关。

目前学界公认的全世界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根源于中国“常平仓”制度的实践探索。而“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的三大功能(一是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利益和国民生活保障;二是应急救灾;三是应对战争等重大事件)仍然没有超越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基本功能设计。

从历史和现实结果看,作为一项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明,“常平仓”制度不但有力确保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而且对当今世界及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当今天许多国人仍在徒羡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时,殊不知在我们身边,已然丢弃了许多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文明成果和智慧结晶。

对此,大儒钱穆先生曾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说是王荆公的新法。

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即前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长)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钦佩之忱。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

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另据考证,在王安石所处的宋朝时期,国家规定“常平仓”的粮食储存量要供应当时全国人民一年粮食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强,也就是17%左右。

有意思的是,当今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世界各国粮食储备的最低要求居然同样是17-18%。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现代大数据分析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全世界储备粮的最低要求,竟与宋朝“常平仓”的法定储备量非常接近。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人莫大智慧的又一体现。数千年以来,“常平仓”制度使中国人度过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和战争的风险,又进一步为全世界提供了样本和模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制度灵魂,也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