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爱诗的父亲到底是谁

    先父吴奔星(诗人、学者,现代文学研究教授———编者注)晚年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怀念香港作家梁之盘先生》,曾发表于2000年《香港文学》第3期:

    梁之盘先生是30年代的作家,他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工作,我在日本军国主义威胁下的北平读书,我知道香港有个梁之盘先生,是以诗为媒的。

1936年6月1日,我和诗人李章伯创办的《小雅》诗刊创刊号出版,诗人阵容有路易士(即今之纪弦)、戴望舒、柳无忌、李白凤、李长之、韩北屏、陈残云、陈芦荻、蒋锡金、李金发、施蛰存、陈雨门等(随想随记,不分先后),在当时说,可谓极一时之盛!

代销点分布在平、津、沪、汉、粤、港等大城市。创刊不久,就得到香港梁之盘先生的信,并把他主编的《红豆》文艺月刊寄给我,以示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诗也在《红豆》上发表。梁之盘先生给我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潇洒。

他的地址,可惜忘了,只记得他的信是从一家印染公司发出的。但不知他是经理,还是打工。我和他的书信来往,杂志交流,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便中断了。

到现在已超过了半个多世纪。要是他还健在,当与我的年纪不相上下,都已在望九之年了。近十年来,我每读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想从中找出一点有关梁之盘的蛛丝马迹来,或者已在某些文章透露,而由于我的粗心滑过去了。我这篇寻人短文,标题是怀念,实际是查访在记忆中失踪的友好。假如梁之盘先生的亲属,能发现有人查找,请直接寄信给《香港文学》的主编刘以鬯先生转交,是万无一失的。在此,请我预先感谢刘老。

    这篇文章发表后,3月2日,《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就给先父来过这么一封信:“大作《怀念香港作家梁之盘先生》已刊于第183期。

有人告诉我:梁之盘是梁爱诗的父亲。梁爱诗现任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黄苗子是她的舅父。”

    当年4月,先父的学生方资杰先生从香港来访,谈及梁爱诗的情况,后来写了一篇纪念先父的文章《一代大师,高山仰止———吴奔星教授访问记》,其中说到,因为老师曾请他“回香港以后,请代我向刘老,还有梁爱诗司长问候”,于是在回港后,“即遵吴教授的嘱托去函代为问候了刘、梁二位,并蒙后者梁司长复信道谢。

吴老师为此在同年5月23日又来信云:‘5月14日信及律政司长复信,均收阅。您为此事,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非常感谢。’在此信中,吴老师雅趣道:‘……连梁爱诗的姓名,也显示她继承了他父亲是个老诗人的优秀传统。’”

    错误连连的梁爱诗生平

    不过,梁爱诗的生平资料,在不少报刊和网络上都有错误。比如,网易2012年11月推出的一组图片《揭秘“晶刚”证婚人梁爱诗盘点银发动人的“潮老太”》,在介绍其生平时如此表示:“祖籍广东南海的梁爱诗,出身名门。爷爷梁之盘曾任民国初期军方总司令顾问,后在香港创办中华中学。该校曾为香港著名的爱国学校,特首董建华也在此校就读过。梁爱诗本人也在该中学接受过教育。”

    梁之盘莫名其妙升了一辈,由父亲变成了爷爷!

其实,曾任民国初期军方总司令顾问和创办中华中学的人物,应该是梁爱诗的外公黄冷观,画家黄苗子就是其子。不过,始作俑者似并非网易,因为《香港回归十年志2000年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也有类似错误表述。而《祖国》半月刊2013年第13期刊载署名“记者/李强”的文章《梁爱诗的律政人生》,介绍梁的父亲时更是大摆乌龙:

    梁爱诗的父亲梁仲宪出生于广州,聪颖好学,博学多才,诗词书画,无不精通,是著名收藏家、画家、书法家,在当时的粤港艺坛很有威望。

他的书画作品体现中西融汇,亦表现传统文化……

    早在2011年10月12日,香港就有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称:“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出自书香世家,其父亲梁仲宪诗书画皆能,享誉艺坛。

梁仲宪多幅遗作将于本周六拍卖。”不过,次日该报就刊登新闻道歉。想不到,两年后的《祖国》半月刊又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实在令人遗憾和费解。其实,早在1994年出版的《香港人名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中,梁爱诗条目中就有“女,24-4-1939/出生地点:香港/父:梁之盘/母:黄宝群”的记载。

    《红豆》停刊之谜

    关于梁之盘以及其主编的《红豆》,相关记录非常稀少。中山大学教授王剑丛曾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发表的《解读〈红豆〉散文》一文中介绍说:

    《红豆》是香港文学萌生期出现的一份极为重要的纯文学刊物,也是香港抗战爆发前最后的一份文学刊物。

……《红豆》继《岛上》、《小齿轮》之后,于1933年12月创刊,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梁国英报局发行,督印和主编是该报局少东梁之盘。该刊为不定期刊物,至1936年8月15日停刊,存活了三年,共计出四卷,每卷6期,共24期。……主编梁之盘当时正在中山大学修读欧西文学课,他发表的多是译介或读书随笔之类。

    不过,卢玮銮著《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一书中对《红豆》的记载,和上述介绍略有出入,似乎把《红豆》杂志分为梁晃时期和梁之盘时期:

    没有良好经济条件支持,文艺杂志实难维持较长寿命,其中一份杂志,能继续出版了两年多,就因有一家商店“梁国英”的支持。“梁国英”是家药局,也办过摄影及出版。主人梁晃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了《红豆》,最初的风格不定,试图摸索一条文艺综合性的道路,开本与出版期都一改再改。

自第二卷开始才走上纯文学刊物的路线,每期均有论文、剧本、小说、诗、散文……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盘接编以后,就正式在封面标明“诗与散文”月刊,企图走向更纯一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盘接编以后”的表述有两个问题:一是《红豆》在1936年8月15日出版四卷六期时就宣布因“登记手续发生问题”而“暂行停刊”,而且停刊之后也没有复刊,1937年后并无《红豆》出版;二是就我所见的《红豆》杂志,早在标明“诗与散文月刊之始”的四卷5期之前,1935年6月1日出版的“三卷一期”版权页就署名为“编辑梁之盘/经理梁晃/督印梁之盘”;同年7月15日出版的“三卷二期”,版权页则署名为“编辑兼督印人 梁之盘/经理梁晃”,即便存在“梁之盘接编”问题,也应该在此之前。

就我所见,袁良骏先生1997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林庚先生佚诗一首》文末,也有“《红豆》从1933年一直办到1937年,是30年代香港寿命最长的文艺杂志。

编者为热心支持新文艺的老板梁晃,出版者南国出版社也是他的产业。1937年7月15日起改由其弟梁之盘接编”的说法。

    关于《红豆》停刊的原因,《香港文学史》(潘亚暾,汪义生著,鹭江出版社1997年)称:“……到了第4卷第6期,《红豆》便停刊了。它的停刊并非由于资金不足,而是受到殖民地当局的阻止。

《红豆》第4卷第6期上发表了宣布停刊的启事,说:‘登记手续发生问题,不得不遵照香港出版条例由本期起暂行停刊。’这份由本地文艺青年主编的新文学杂志,便从香港文坛消失了。”言外之意,是殖民地当局不给《红豆》办理登记手续。

    当年《红豆》杂志的作者、后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的李育中1999年写有《我与香港———说说三十年代一些情况》一文,称《红豆》“是当时香港办得最长久的一份文艺刊物,极为难能可贵”:

    梁国英原是民国初年一个穷报贩,发了财,便办一个有规模的中西药局,兼发行报纸,生意颇大。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梁之晃,好摄影,开店并办各种趣味杂志,约五年前才死去,已穷困不堪了。

梁之盘是弟弟,对外国文学有特殊爱好,入广州中山大学当旁听生,结识中大好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于是办起《红豆》来,便有稿源了。《红豆》之所以办不下去,不会是因为三千元的登记的事,这点钱梁国英出得起。可是主持人的梁之盘突然英年早逝,死时不过廿三、四岁,刚结婚不久,娶的据说是黄苗子的妹妹。

    文中提到的“梁之晃”,不知是“梁晃”的别名还是误植。李育中先生认为,《红豆》停刊并非登记问题,而是因梁之 盘 早逝。 但《 红 豆 》是1936年停刊的,梁爱诗1939年才出生,此说难成立。

1995年出版的《香港妇女精英》(屈月英著,华英企业公司)收录有“女律师梁爱诗的奋斗”一文,最后一节“改名字的故事”如此叙述:

    在记者访问即将结束时,梁爱诗讲了一段改名字的有趣故事。她原名叫梁雅诗,家族中女辈均沿用“雅”字。这是一个颇富女性味道、文质彬彬的名字。但后来她父亲发觉在广东语音中“雅诗”与“瓦狮”同音,而屋檐上的瓦狮位置是十分突出而惹人注目的。

也许是由于一些传统的观念,认为女性风头过劲会招来不幸,父亲出于爱女之心,把她的名字改为“爱诗”,既保持了文质,又避免了过分的锐气。梁爱诗四岁时父亲已去世,但这段故事自幼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爱诗的长兄梁狄刚,1938年出生在香港,他50年代回内地受教育,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从事石油勘探工作,成果斐然,事迹以《青山一发是中原》载入《燕赵英雄谱》。该文介绍:

    父亲梁铭是一位很能干的实业家,继承祖父“梁国英药店”,成为一名富有的西药商。可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打进香港,把梁国英倒过来称“英国梁药店”,硬说是英国人开办的,把药店作为“敌产”封闭了。他一家连夜逃往澳门避难。父亲愤恨交加,一病未起,死在了澳门。这在四岁的梁狄刚心灵上,留下了民族灾难的痕迹。

    梁狄刚和梁爱诗年龄之差仅一岁,中国民间一般算虚岁,可推断梁之盘去世于1942年左右,和《红豆》停刊并无关联。至于“梁铭”,和前面所引香港某报中梁爱诗所说“梁之盘,又名梁铭新”有出入,究竟哪一个正确,有待进一步核实。

    不应该被遗忘的梁之盘

    作为1930年代香港办得最长久、影响深广的文学刊物《红豆》的编者,梁之盘贡献良多,却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失踪的人。

    先父1930年代在北平主编的《小雅》和梁之盘在香港编辑的《红豆》不但有广告交换,也曾在《红豆》发表过多首诗作。父亲称梁之盘为“老诗人”,梁先生为爱女取名和改名都没有离开“诗”字,他编辑的《红豆》杂志后期特别重视诗的分量,四卷五期的封面还专门标出“诗与散文月刊之始”的字样,如果刊物没有因为登记问题而突然在四卷六期之后停刊的话,想必会在香港乃至中国新诗园地留下更浓墨重彩的痕迹。

    梁之盘发表的作品主要在《红豆》杂志,就我所见,有《青春之舞》(翻译,1卷4期)、《一杯茶》(翻译,2卷1期)、《诗人之告哀——— 司马迁论》(2卷2期)、《天竺之荣华:印度史诗双璧谭》(2卷3期)、《英国史诗:贝奥乌尔夫》(署名“之盘”,2卷3期)、《读诗偶记: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白居易之琵琶行》(2卷4期)、《论文学批评与“文学者传”》(翻译,2卷4期)等。

    时过境迁,梁之盘没有留下自述,也没有可靠的他述,他是否有其他笔名,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仅凭借所编辑的《红豆》对香港现代文学的贡献,梁之盘就足以不朽了。

    ◎吴心海,现代文学史研究者,著有《文坛遗踪寻访录》等,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