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冯至 章诒和:一阵风 留下了千古绝唱(节选)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迮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
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一九五一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马连良。那么善于表演的大角儿,见了总理竟非常紧张。握手以后,就连忙说:“我非常抱歉,回来晚了一点儿。”
周恩来说:“不晚,不晚,早晚一样。你既然是回来了,我们是欢迎的。”
“这次回来,还得请总理栽培!”这句老话儿,把周恩来逗笑了。
“你是个艺术家嘛,已经有了成就,我怎么栽培你呢?”周恩来看出他的局促,便说:“你们随便跳跳舞,愿意唱,就唱唱。”
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马连良可啥也没听出来,站在一边的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干脆把活挑明了:“总理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兴趣表演一段。”
马连良马上来了一段《八大锤》。接着,齐燕铭对跟随他的琴师李慕良说:“总理希望你单独拉一段《夜深沉》,看你同意不同意?”
李慕良说:“我当然同意,就是没人击鼓。”
马连良说:“我来!我来打鼓!” 那个晚上,深感荣幸的马连良比谁都高兴。
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陈彦衡先生曾这样评说他的嗓子:“现在的老生,论嗓子都不如他。如余叔岩的嗓子干,(言)菊朋窄,(谭)富英的嗓子宽亮,但用气方法不如连良。
”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
无沦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改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
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一次在北京演《一捧雪》,剧中有个老旦的角色,戏却不多,但马连良要请名老旦李多奎。
那时因李多奎不在马连良的班社,故单请他要花上四十大洋,且由私人开支。马连良坚持这样做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
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足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码迮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
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索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
如有演出,与他同台的演员和乐师在散戏之后,也必受邀到马连良家里吃宵夜。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聊。说说当晚演出的情况、议议第二天演出的戏码。所以,像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艺人,演出后的宵夜是吃饭,可又不仅仅是吃饭。
北京有名的爆肚冯的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
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一九六三年,北京京剧团到香港演出,因为他是回民,饮食也格外讲究,彭真特别批准他带着自己的厨子一同赴港。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马连良来我家做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恭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做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拔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提,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柏枝。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用果木烤,再用柏枝熏。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仁义礼智信,是马连良的道德信条,也是他的行为准则,且又具仗义之风。
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年仅四十五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
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将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
”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一九三六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一九五六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对他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一九五六年的春夏,官方宣布实施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它不仅被民主党派认为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被艺人们视为最美的季节。前者叫好,是因为觉得当局在广开言路,因为说话是文人的本能。后者叫好,是认为官方要拓宽戏路,开放剧目。唱戏是艺人的饭碗,也是他们惟一的赖以生存的资源。戏路的宽与窄,剧目的多与少,意味着他们生存资源的厚与薄。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
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春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子。会前,上边已经跟马连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场鲜明”。会上,他听这个批判,等那个讲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着大会要收场了。
实在没法子,他把牙关咬紧,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满肚子的戏词儿,也都派不上刚场。一向从容自如的马连良,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他急忙忙下了场,下场时还按老规矩,给大家深鞠一躬。
散会了,大家走出了前门外粮食店中和剧院。走在了最后的李万春,觉得袖子被谁拽了一下,抬眼看来,却是马连良。从递过来眼神里,他判断:三叔(即马连良)有话要说。于是,跟在了后面。出了粮食店,过了马路,爷儿俩一同钻进了马连良的小汽车。司机按照吩咐,一直把车开到了坐落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宾楼饭庄。马连良走在前,李万春跟在后,进了个单间。
上了菜,马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就是给咱们爷儿俩一人一杆枪,咱们也不会去反社会主义不是?你先受点委屈,总有一天能说清楚的。今儿个三叔请你吃饭,是给你赔个不是。”
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他受到严厉申斥。
艰难悲世路,憔悴感年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出《年年有余》。马连良化好装后,一般都要“咿--”“啊--”地吊吊嗓子。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完啦!”这让站在一旁的程派演员王吟秋非常奇怪。
后来才知道: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心细如发的马连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联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预感到厄运的来临。果然上得台去,他就表现出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剧团就有人在中和剧场给马连良贴出大字报。六月四日的演出,从此成为绝响。
一九六六年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
啼鴂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没、玩意儿郁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唯独不见了人。
王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这个爱好戏曲的王所长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里踅摸,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他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传统社会里的做人,是一大学问。马连良也因娴熟于人际交往,而见出儒雅风流。
但此刻的他,已然明白:今后无须做人,因为自己连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不仅他是这样,所有的名艺人也都是这样(除了八个样板戏的演员),似灰飞烟灭般地销声敛迹。艺术,被政治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很快知道了马连良抄家和患病的情形,痛惜又担心。他对我说:“当一个乱世儿女,自要有些胸襟气魄。毛泽东政治的玄奥,连我们这样的人都望不透。更不要说什么马连良了。这样声势的运动,不要说参加,吓都能吓死。”他认为一个艺人难有强韧的承受能力。
马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着。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种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
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话语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伤。
牛棚里的马连良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的。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他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这个手势的含义,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马连良一再道谢。看着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十月一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癑(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活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不难想象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 他们可以像做戏一样摆出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扔掉。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精致,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优越感,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
冬天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
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马连良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
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合葬于梅家墓地--西郊碧云寺万华山青松林下。马连良所服戏衣计七十二件,由其后人捐于公家。如《甘露寺》之蟒、《临潼山》之靠、《胭脂宝褶》之箭蟒、孔明所服之八卦衣、鹤氅等。这些舞台服饰,件件都是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