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常凯申 蒋介石为何被人称呼为常凯申?
在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将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原来Chiang为“蒋”的威妥玛拼音,Kai-shek为“介石”的粤语拼音。威妥玛拼音也成“韦氏拼音”,是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Chiang Kai-shek其实就是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而王奇却将其直接音译为“常凯申”,结果闹出了笑话,蒋介石因此被人称作“常公”。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的译名谬误不止“常凯申”一处,还有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常凯申”是其中最为荒唐的一例。
此书翻译中的谬误不只限于人名,许多引用的学术刊名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将Wolfgang Seuberlich《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译为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的《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不知其中叶的意思是从哪里译来的。将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远东史研究集刊》译为了《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除此之外,此类谬误还有很多。(考据资料来源于文章《“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翻译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失误,这无伤大雅,这种误拼和误译问题如果只是个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种错误成批量出现,尤其是这样的误译事件陆续发生,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道理。
1998年,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出版中译本,可是译本出版之后却被读者发现,当中有很多译名极不规范,最荒谬的是,把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翻译为“门修斯”,成为一时笑谈。此后,“门修斯”就成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指代错误的译名。
2006年3月,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名著《景观社会》的中文译本正式出版。在译本的第105页上,出现了“桑卒(SunTzu)《战争艺术》”的字样。可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叫“桑卒”,从描述的内容来看应该描述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而所谓的“桑辛”应当就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军事家孙子了。
在“常凯申”事件,又发生了一起堪与“常凯申”媲美的翻译谬误。同济大学副教授陆兴华曾在一篇题为《请不要用施米特来吓人好不好?》的文章中,在描述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所引用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的时候,因为对相关的文化背景不了解,将作者毛泽东翻译为昆仑,一时引为笑谈。
名字不只是声音符号的组合,它总是与一定的内容、一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难真正地相信,一个将蒋介石译作“常凯申”的人在翻译一部著作的过程里会只犯这一个错误。
为什么这样常识性的误译事件如连续剧般不断上演呢?这些由一大批高学历者炮制的一系列误译事件似乎一下子揭露了学术界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文/刘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