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守锷航天精神 民族精神托起航天伟业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黄国柱、贾永、曹智、白瑞雪)日跃东方,叩启天穹。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苍茫的内蒙古草原敞开胸怀,深情地拥抱朝阳和朝阳中缓缓降落的中国第一位航天员。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自己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并成功返回的国家。 39年前的同一天,一朵从西北大漠深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同样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就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三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三年之后,一曲响彻环宇的“东方红”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 从此,一个孕育了“飞天”传说的浪漫国度,一个诞生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一个曾饱经沧桑的东方大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国际舞台。
回眸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一次次托举起我们这个民族尊严与自豪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爱国、奉献,自强、创新,团结、协同。 (一)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50华诞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向23位当年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隆重颁奖授勋。
钱学森、周光召、屠守锷……昔日风华青年,已成白发老者。王淦昌、邓稼先、姚桐斌……7位科学家永远不可能亲手捧起这枚沉甸甸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了,他们把一生献给了这波澜壮阔的事业,带着无悔与眷恋走完了生命之旅。
半个多世纪前,战火连绵。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加快了世界大战结束的步伐,也拉开了核竞赛的序幕;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从战争废墟上刚刚站立起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 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
严峻的现实迫使新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1958年5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以的。
” 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然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新中国初升的太阳,召唤着海外赤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国,他们中间的许多专家后来成了“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物理学家赵忠尧归国途中被驻日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家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
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作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问到为什么要回来时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无理拘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之久…… 大江南北的人才向西北大漠汇集,奔赴这项当时高度机密的事业。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来到通往罗布泊途中的一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两人都是为同一个任务而来。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那棵树却留下了一个甜蜜而辛酸的名字-——夫妻树。 刚从朝鲜战场归国的志愿军将士征尘未洗,就踏上西行的列车,在浩瀚的沙海中开辟新的战场。
“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这样描写当时试验基地的生活。在位于西部高原的“两弹”研制基地,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 自然灾害带来严重的饥饿-——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肿病,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难。
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历史,注定了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路。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的决定。
“娃娃博士”邓稼先带着从各地调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从最基础的3本书学起。1960春天,在北京北郊的灰楼里,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用4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运算,装计算稿纸的麻袋堆满了房间。
为给原子弹轰爆实验提供炸药部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率领30多人的攻关小组,利用一台普通锅炉浇铸部件,马粪纸当作药模,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当作容器。为了使炸药部件密度均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手工搅拌,有毒的粉尘和蒸汽充满整个帐篷…… 创业异常艰难。
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压倒会战大军。1964年的深秋时节,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政治家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更像是举起的拳头,是中国人民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拳头!
就在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的同时,空间技术领域的攻坚战正在打响。1960年2月19日,中国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枚液体火箭竖立在了上海南汇海滩20米高的发射架上。
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仅有8公里,但正是这8000米的距离,为后来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通路,使中国在奔向太空的漫漫远征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历史的脚步终于跨进了一个神圣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在西北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两弹一星”,抢占了科技制高点,增强了我国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 当“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的飞天梦也正在孕育之中。
然而,由于经济实力有限等种种原因,这个梦整整被尘封了20多年。 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高科技与高技术产业,更加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相继出台,在这些计划和战略中,航天技术被各国列为重中之重。 1986年3月,发展载人航天被列入了著名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作为继“两弹一星”后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工程,与当年白手起家不同的是,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承继了无数前辈创业者留下的宝贵财富。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至今,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并发射了15种类型、50余颗人造地球卫星,飞行成功率达90%以上,卫星返回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和科学实验卫星逐步形成系列,我国空间技术开始走向产业化。 从第一枚探空火箭升空到现在,我国已成功研制了12种不同型号、适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把70多颗国内外卫星送入太空。
“如果没有‘两弹一星’等诸多大科学工程的带动和牵引,就不会有今天的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不会有核电站、卫星通信、航天遥感等产业的兴起,也不会有我国的计算机及其应用行业、微电子行业以及玻璃钢行业、特种冶金行业的发展。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负责人说。 “两弹一星”的成功,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当年的毛头小伙儿,今天已成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军人物。 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担当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
他们中,有27岁的火箭故障检测系统指挥刘烽、29岁的航天员训练负责人陈欣、32岁的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电测指挥刘秀莲、37岁的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秦文波……在载人航天工程科技人员队伍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占到70%以上。
载人航天的飞船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副总指挥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80%以上。 “中国的航天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7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感慨道。
1998年,在美丽的弱水河畔、当年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升起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载人航天发射场。从1999年起,这座放飞“神舟”的港湾,见证了“神舟”飞向太空的每一次辉煌。 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飞船研制起步晚却出手不凡--飞船“三段一舱”的设计模式占据了高起点,并可用于未来的空间站对接。
我国的航天发射场和航天测控技术正日趋现代化。
酒泉、太原、西昌三大卫星发射场经过更新与改造,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载人航天发射场、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综合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掌握和运用了世界先进的“中心遥控”模式。“远望”号航天测量船队,可同时在世界三大洋布阵测控…… 从试验飞船到无人飞船,从“模拟人”到航天员上天,国外载人飞行前多达数十次无人试验,浓缩在“神舟”的短短5次飞行中。
“神舟”五号一飞冲天,中国首名航天员杨利伟在人们的牵挂中踏着晨光平安归来。
飞天梦想成真的中国航天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下一步…… (三) 从进军“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飞行成功,45年风雨,弹指一挥间。 45载年轮,印下了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所经历的坎坷与辉煌,载录着一个民族在历史大跨越中的自强、自信与自豪。
它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它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它培养、造就、锤炼了一支能创新、能吃苦、能协作的高素质高技术人才队伍…… 45度春秋,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铸就了民族精神的丰碑。
如果说爱国、奉献是“两弹一星”的事业源泉,那么正是这种力量托起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当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国的程开甲在天山深处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近20年。几十年后,这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说:“如果我不回来,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着。
” 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20多年,王淦昌隐姓埋名了17年。直到那段历史的解密,人们才恍然发现,那个化名“王京”的人原来是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在惊雷乍起的荒漠,在“神舟”冲天的戈壁,至今还隐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知的人生故事。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就长眠着500多名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 相对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艰难困苦,或许,今天航天人的奉献更在于舍弃:舍弃现代生活方式的多元而选择单一,舍弃功成名就的机会而选择成为这项巨大工程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航天桥,离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不过数公里,但科技人员的薪水却相差好几倍。
“看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我们手中一天天变为现实,这样的自豪与喜悦怎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曾多次拒绝高薪聘请、37岁的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智说。
如果说自强、创新是“两弹一星”事业成功的根本基点,那么正是这个基点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最困难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
在奋战“两弹一星”的岁月里,创业者们自力更生,一切从零开始。 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便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科技工作者实现了从原子弹、氢弹到人造卫星技术的一次次突破。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同样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从火箭研制的高标准到飞船设计的高起点,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的建立到先进的航天测控网的形成……一系列新技术、新创造、新成果,无不是新一代航天人自主创新的智慧结晶。 如果说团结、协同是“两弹一星”事业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么正是这种特征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两弹一星”,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迸发。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攻关会战中,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10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向战斗在试验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各地还紧急调来了数万斤黄豆。
青海一省就送来了4万只羊…… 今天,大力协作、万众一心的精神,同样体现在飞天征程上。 载人航天工程分为7大系统,每个系统有10个左右的分系统和更多的子系统,系统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运转。
据统计,工程直接参加单位110多个,涉及单位多达3000余家。 跨世纪工程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齿轮咬合般的全国大协作汇聚成了强大的力量: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一声令下,前一天还在生产车间的元器件第二天已送至北京的总装车间…… 或许,创造今天飞天辉煌的人们,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历史所铭记。
伟大的事业孕育出伟大的精神。闪烁在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漫漫征途中的爱国、奉献,自强、创新,团结、协同精神,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闪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