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第二任丈夫 章诒和:我和我的先生马克郁
章诒和,章伯钧之女,中国最后的贵族。作家、戏曲研究学者,著有《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四手联弹》、《刘氏女》、《杨氏女》等作品。因为在日记中写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得罪了江青。遂于1970年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当时被划为右派),狱中诞下一女;1979年5月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急性胰腺炎离世。同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
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
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
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形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
”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
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
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
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摘自:《此生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