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老婆杨绛】 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的老婆是谁?他女儿的死因

核心内容：钱钟书老婆杨绛，2003年7月杨绛的《我们仨》面世,《我们仨》讲述了九十二岁的杨绛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先她而去的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这个三口之家的动人故事证明: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杨绛和钱钟书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他们的女儿钱瑗,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 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 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杨绛和钱钟书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他们的女儿钱瑗,在谈到为什么只要一个小孩的时候,钱钟书曾说过:怕再生第二个小孩,如果比大女儿可爱,肯定会更疼第二个小孩,这样对女儿就是不好。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她为人刚正,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好友的爱重缅怀。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

这话并非虚言,钱瑗离世8年,钱瑗的两位香港学生回北师大,一位捐款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学》上刊出了《纪念钱瑗专辑》,钱瑗的学生和同事、好友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这本书便是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

在探讨女儿个性时,钱钟书先生说她: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不相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因为种种原因,杨女士常痛惜钱瑗这可造之材未能成材,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可又说这只是出于父母心,不是智慧心。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1928年,杨绛进入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为了完成学业,杨绛北上借读清华大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阿瑗去世，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今天黎晨，钱钟书夫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去世，所有人都沉浸子在一片哀思之中。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早在1997年就已经病逝，作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也之后他们能体会，如今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在天堂团聚。

钱瑗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却没有亲生骨肉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第二次有继子和继女。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作为我国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曾被钱锺书评价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 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 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 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先生即便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尤其是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数十部遗著，其中，费时三年多整理完成的48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今年刚刚出版。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文/杨绛 节选自《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阿 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 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 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 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 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

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

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

据 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 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 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 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即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

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记者王娴刘黎实习记者李梓畅)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钱媛——钱钟书的女儿,享年60岁

钱媛(1937年—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要接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1959年,钱瑗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她精通英、俄两种语文,1966年,从事英语教学。曾先后嫁给王德一(1967)、杨伟成(1974)。文革时期,王德一因“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被批斗自杀。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写道:“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

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德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的阿瑗33岁。”,王得一乃钱钟书给女婿封的名,王德一是钱瑗大学同届同学,历史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