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以来的《国语》研究概览

1 《国语》与相关典籍的比较或综合研究 1.1 《国语》与《左传》的比较与综合研究1.2 《国语》与其他典籍的比较与综合研究
2 《国语》版本研究
3 《国语》校理与传统训诂研究
4 《国语》语言研究
4.

1 《国语》词汇研究
4.2 《国语》语法研究
4.3 《国语》语料价值及语言学史研究
5 《国语》思想研究
6 《国语》制度或社会文化研究
7 《国语》文学研究
8 《国语》引相关典籍与相关典籍引《国语》研究
9 《国语》的作者、时代、编撰、性质等相关问题研究
10 小结

1958-2012年的《国语》研究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一)《国语》与相关典籍的比较或综合研究;(二)《国语》版本研究;(三)《国语》校理与传统训诂研究;(四)《国语》语言研究;(五)《国语》思想研究;(六)《国语》制度或社会文化研究;(七)《国语》文学研究;(八)《国语》引相关典籍与相关典籍引《国语》研究;(九)《国语》作者以及相关问题研究。

1958年,张以仁(1930-2009)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硕士学位论文为《国语研究》,共201页,标志着《国语》专书研究的正式开始。张以仁《国语》研究涉及《国语》版本、《国语》校勘、《国语》及韦解训诂、《国语》语言、《国语》历史及人物考订、《国语》旧注辑校、《国语旧音》考校、《国语》与《左传》综合研究等多个方面,自1958年硕士毕业,至2010年其遗著《张以仁先秦史论集》在大陆出版,张以仁共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6部。

就20世纪单个作者发表《国语》论作数量及研究范围而言,至今尚无出其右者,即便就整个《国语》研究史而言,亦罕有其匹。

由于《国语》和《左传》的关系以及作者问题,故而以《国语》和《左传》作为比较对象或者以二者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研究比较多见。当然也有把《国语》和《左传》放在一起进行一般介绍的,各种书目或史料学材料中多见,期刊论文则有王义耀的《〈左传〉与〈国语〉》(《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等。

探讨《国语》与《左传》关系者有张以仁、唐嘉弘、王靖宇、刘丽文、程水金等,发表有相关论文或论著。

《国语》与《左传》比较研究分为综合比较、文学比较和语言比较。综合比较者如顾立三、郭预衡、章明寿、王化钰、张黎丽、黄连平等。文学叙事比较则有关冰、郑金仙、黄耀、马婷婷、张鹤、马振方、李沁园、樊雅茹等。早期的高本汉、冯沅君等人在探讨《国语》与《左传》关系时已经运用语言比较的方式了。

但是《国语》、《左传》语言比较的论文则到1986年才出现,为洪成玉之《〈左传〉〈国语〉的语言比较》(张志公主编《语文论集》第二辑,1986)一文,后则有白兆麟之《〈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比较》(《淮北煤炭学院》2000年第1期)。

近年来则以周广干的《国语》、《左传》虚词比较研究为主。此外,尚有吴澍时的《〈国语〉和〈左传〉中“君子曰”之比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

以《国语》、《左传》作为整体考察对象进行研究者亦分多个方面,有以《国语》、《左传》引述材料为研究对象者,有以《国语》、《左传》本体为研究对象者,有以他书引《国语》、《左传》为考察对象者,就目前所得研究论文看,以前者为多见。

先秦典籍每好引《诗》、《书》、《易》等为论据,《国语》、《左传》亦往往引之,学者于此多有考察。以《国语》、《左传》引《诗》为考察对象者有夏铁生、谭德兴、俞志慧、韩国良、孙敏、张中宇、李远振、来森华等。以《国语》、《左传》引《易》以及《国语》、《左传》筮例为考察对象者,最早为尚秉和《〈左传〉、〈国语〉易象释》(1934),此后,高亨、李周龙、[美]赫尔穆特·威廉、刘玉建、欧阳维诚、黄开国、邢文、张意文、黄黎星、韩慧英、廖婉利、刘震、李尔重、余培林、萧满省、林、王汝华、王晓黎、廖名春、卢秀仁、龚传星、黄黎星、李付保、王化平等对《国语》、《左传》所引《易》以及《国语》、《左传》之筮例、变爻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以《国语》、《左传》引谣谚为考察对象者则有胡从曾、谢小刚、冀敏等。

以《国语》、《左传》本体材料为考察对象者可分为多个方面。语言研究目前仅见论文2篇,作者为汪少华和罗红昌。社会历史研究者有李啓谦、梁晓云、徐少锦、李晓明、谢昆恭、饶恒久、沈鸿、张培瑜、张戌梅;思想观念研究者有赵雅博、燕国材、伍星明、黄生文、姚曼波、王雪峰、白奚、王华、吴秉勋等;文学叙事研究者有David Copley Schaberg、陈雅萍、甯登国;方术、相术以及预言研究者有舒大清、刘瑛;乐理、乐论研究者有吴毓清、卓霞、杨钊等;具体名物研究者则有叶国良、邱德修等。

以他书引《国语》、《左传》材料为考校者,目前唯见1篇,为赵生群先生之《〈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考校》(“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国语》与其他典籍的比较中,较早的为《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研究,目前可见论文6篇,作者为松木民雄、李学勤、李根蟠、张居三、景庆红与张连伟等。

其他典籍与《国语》的比较研究,目前所见论文尚有几篇,如《国语》与《尚书》比较研究,为刘宝才、沈利斌与赵俊芳、贾学鸿。《国语》与《史记》比较研究,为龚剑锋、许锴杰。《国语》与《礼记》比较研究以及《国语》与贾谊《新书》之比较研究,则唯拙稿。

此外,在以唐宋类书所引《国语》条目与今传《国语》各本考校时,亦酌引《左传》、《家语》、《史记》、《列女传》、《说苑》、《汉书》等相关典籍与《国语》相关语段进行比较研究。

对《国语》与其他典籍进行综合考察者,则有谷口洋、祝敏彻、葛志毅、宋积良、管洪生、张居三等。

以他书引《国语》与其他典籍材料为考校者唯见1篇,为朱珠之《〈汉书〉颜师古注引〈史记〉〈国语〉考校》(《现代交际》2012年第3期)。

《国语》版本研究目前共有论文11篇,研究者有徐复观、王天昌、大野峻、张以仁、小方伴子、李佳、俞志慧、郭万青、陈东辉等。这些论文分别对黄刊明道本、公序本之子版本等进行了探讨,但是对《国语》的版本以及流传情况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20世纪以来,《国语》点校本叠现,拙稿《〈国语〉点校本举隅》曾予以梳理。这些点校本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故而很多校勘论文多围绕《国语》点校本展开,如骆瑞鹤、彭益林、杨燕民、苗文利、锐声、刘晓惠、刘伟、杨世勤、王冬梅、张卉等学者的论文都是针对《国语》点校本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国语》的。

也有针对《国语》之校理者,如郑良树、张以仁、赵国璋、俞志慧、萧旭等。凡此,皆对《国语》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起到助力作用。其中郑有校理条目近600条,张有校理条目1 026条,其中校理《国语》正文849条,韦注177条,俞氏则主在韦注,亦及《国语》本文之校理,萧氏则校理《国语》共921条,此为1958年以来校理《国语》之较集中者。针对郑、俞、萧三家的《国语》校理,拙撰有相关论文予以商榷补充。

以传统考据方法进行训诂或名物考释的论文比较多见。《国语》读书札记类论文,作者有杨树达、张以仁、徐仁甫、叶晨晖、李炳海、尚振乾、赵生羣与苏芃、郭万青、张新武、黄金洪、刘伟等。针对札记类训诂成果的研讨则有拙撰论文予以商榷补充。

《国语》具体语词训诂研究者有孙秀仁、叶国良、华苑、叶晨晖、彭益林、徐学书、一民、杨育坤与李泽生、金口、姜跃滨、秦淑华、苗文利、徐勇、王一鸣、萧惠兰、屈友贤、叶正渤、齐社祥、白云翔、王彦坤、刘钢、陈饴媛、郭万青、李锐、罗玉兰、王光汉、李莉莉、张春雷、黄金贵与彭文芳、陈春风、李素琴、胡长城、于智荣与张万有等。

因为《国语》有旧注、新注等,故而还有对《国语》注、译进行商榷者,如姚小鸥、黄永堂、马冰河、续珍、寿伯松、张广振等。

《国语》语言研究可分为《国语》文字研究、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三个部分。其中文字研究论文较少见,目前唯见龙良栋的《〈国语〉假借字考》(《淡江学报》1965年第11期、1967年第11期)。

《国语》词汇研究比较多,细分为《国语》词法研究、《国语》同义词研究、《国语》类型词语义研究等相关方面。最早对《国语》复音节词构词进行探讨的是何永清《国语语法研究》,该书主要分两个部分,分别探讨《国语》的词法和句法,在《国语》专书词法和句法研究方面皆有首创之功。

其后则有陈长书相关论文涉及到词法、分词等相关问题。探讨《国语》复音词的有殷孟伦、锺海军等;探讨同义词的有雷莉、李婷、宋积良等。探讨语义的有杨广学、罗春英、陈长书、施伟、锺向前、冯莉等。综合探讨的则有倪怀庆、陈长书等。

《国语》语言研究实以《国语》语法研究中的虚词研究为最早。张以仁是《国语》专书虚词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专书语言研究的较早践行者。《国语》虚词研究相关论著之作者有张以仁、刘利、陈汉飘、薛安勤、富金璧、侯立睿、黄河、湛琴、刘云峰、王亭、王启俊、曲美燕与王亭、张瑞芳、李玉、何霞。

实词研究包括名词研究、动词研究、形容词研究、代词研究和量词研究等。《国语》名词语法研究者有袁丽杰、杨世勤等;《国语》动词语法研究者有倪怀庆、郭万青等;《国语》形容词语法研究者唯徐琴(硕士学位论文1篇);《国语》代词语法研究者有邓天玲、袁金春、郑益兵等,《国语》量词研究则唯郭万青论文1篇,且探讨亦未深入,量词的分量以及语法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国语》数词研究则唯刘利论文1篇。

《国语》结构、短语或词组研究者有刘利、符永兰、郭万青、方小中、郭燕妮、张晓英、姜晓明《〈国语·晋语〉含V词组研究》等。《国语》句法研究包括《国语》句法成分研究和《国语》句式研究两个方面。《国语》句法成分研究者有***、于多等;较早对《国语》句式进行研究的是何永清,后则有夏养明、殷国光、***、罗海来、邓童童等。

关于《国语》的语料价值,研究者有刘利和郑伟等。关于《国语》的训诂学价值,则唯拙稿《〈国语〉中的正文训诂》和马艳《〈国语〉正文训诂》。

有些哲学史料或者其他先秦相关研究著作对于《国语》思想有所涉及,比如张孟伦的《中国史学史》所提及的《国语的教育思想》、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所提及的《国语》的民本思想等。

人才思想研究者,如程有为、王寒冬、昝风华;女性观,如童苏婧等;教育思想研究者,如吕耀怀、钱艳等;货币思想研究者,如张守军、吴良寳等;民本思想研究者,如王有富等;政治思想研究者,如徐文珊、陈鹏程等;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者,如吴显庆等;战争观念,如刘伟、胡海香等;天道思想研究者,如侯艳芳、朱运涛等;礼制思想研究者,如张居三、吴星杰等;音乐思想研究研究者,如东红、郑祖襄等;宗教思想研究者,如张永路、石会鹏、王青等;哲学思想研究者,如殷孟伦、高新民等;综合研究者,则有赵润海、李坤、夏经林、林徐典、来可泓、刘伟、刘成敏等。

《国语》史实研究包括内容很多,其中可以包括各种制度研究、文化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等。

社会文化研究者,如杨希枚、张以仁、李志庭、唐嘉弘、王泽生、钱国旗、刘晓东、张素卿、许兆昌、王平原、张京华、李小光、赵东栓等;乐制及乐器研究者,如何幼琦、黄锺、牛龙菲、阴法鲁、李浩、王洪军、方建军、郭珂等;行政制度研究者,有顾颉刚、应永深、臧知非、陈世钧、王晖、浦善新、周书灿等;币制研究者,有博贻清、王立等;兵制研究者,如张玉勤等;史实考辨研究者,如何浩、陈钧与宣晓东、胡方恕、饶恒久、张永帅、夏德靠、符宏毅、李仅、张居三、张华强、田标、胡海香等;农业田制研究者,有李民立、李衡梅、[日]竹田健二、巫宝三、杨善群等;礼制研究者,有彭益林、韩东育、常金仓、白国红、李秀亮等;官制研究研究者,有斯维至、骆瑞鹤、杨皑、赵伯雄、张君、赤子、吴锐、王卯根、刘宗迪、叶会昌等;宗教预言传说研究者,有张军、叶林生、叶立青、陈鹏程、杨博、何蔚篁等;天象研究者,有李学勤、江晓原与钮卫星、杨小明、张培瑜与张锺羽、张富祥等;名物研究者,有樊圣、俞志慧等;国族研究者,有顾颉刚、李学勤、唐嘉弘、董楚平、何幼琦、徐少华、何光岳、沈长云、鲁敏杰与祁慧等;人物研究者,则有张以仁、赵锋、徐文武、邹濬智、孟文镛、张君、杨善群、玉木尚之、张云发、杨朝明、吕亚虎、周克庸、廖育菁、何胜冰、赫琰、王继祖、冯立鳌、姚怡菁等。

《国语》作为一部先秦散文作品,其文学价值一直以来都得到关注,如前人已经提到柳宗元一方面批评《国语》一方面又借鉴了《国语》的叙事方式或文学特征,等等。《国语》文学研究包括《国语》文学价值、《国语》叙事方式、《国语》艺术性或语言特色等诸多方面。

《国语》文学价值探讨者有谭家健、林永坚、陈鹏程、黄永堂、毛丽、李书安、徐君辉、张居三、姚琳琳、夏德靠等;叙事方式探讨者有万平、胡燕、孙雪霞、李书安与王红丽、黄咏琳、李隆献、夏继先等;艺术特色研究者有万平、王增文、唐爱明、朱世业、汪耀明、王寒冬、赵乖勋、陈鹏程、杜鹃、师璐露、王晗等;篇章结构研究者有俞志慧、夏德靠、李佳等;人物形象研究者有万平、王华、[新]林徐典、王文才、刘丽平、彭建华、许全亮、董淑朵、裴登峰等;具体篇章研究者有周承珩、鲍光、钮伟国、阙名、李军、王吉明、周振甫、施桂湘与蔡明、王卯根、玉木尚之、胡俊林、徐廷霜、张素卿、洪仁忠、毕泗建、张钧、张立新、吕方彬、俞志慧、张建军与张怀通等;思想性、艺术性等研究者有马丁、马达远、刘路、向莉、熊宪光等;“春秋笔法”与《国语》探讨者有黄永堂与叶修成、赵玉敏、徐加萍、叶修成等;综合研究者则有Howard W.

Sargent、饶恒久、王红冉、李佳、张鹤、周静等。

《国语》引相关典籍主要是《国语》引《诗》、赋《诗》研究,研究者如奚敏芳、陈鹏、张社列、曾小梦等,此外还有郝建杰涉及到《国语》成文。相关典籍引《国语》的材料研究者一直自清代始被注意到,黄丕烈、汪远孙皆以之为校证《国语》的一个依据,直到郑良树、张以仁等,仍以之为依据,真正把这部分材料集中起来进行研究则是近几年来的事情。相关论文有拙撰小学要籍引《国语》研究系列论文以及类书引《国语》校证系列论文。

对《国语》的作者研究者有陈香、徐仁甫、徐宝成、施之勉、王树民、王文才、邵毅平、沈长云等;对《国语》的编撰者进行研究者,有沈长云、李坤、李景林、张君、夏经林、向莉等;对《国语》的性质进行研究者,有韩兆琦与李丹、雷戈、邱锋、黄丽丽、张居三、徐雪辉等;对《国语》的称名、来源或时代等进行研究者,有邱锋、张居三、饶恒久等;对《国语》对前代的借鉴以及对后来的影响进行研究者,有李书安、王寒冬、史继东等;对《国语》进行综合考察者,则有白寿彜、[日]大野峻、张以仁、尹衡、顾颉刚、[日]吉本道雅、王文才、张居三等。

截至目前,《国语》的研究论文一共有500余篇,自2000年以来的《国语》研究论著数量比1909-1999年这90年间发表的《国语》研究论著的总量还要多。这些研究涉及到《国语》的各个方面,对于《国语》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助力作用。

《国语》的文献考订方面有些重复工作,有些研究实际上重复了清人已有的研究,而有些研究则重复了此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结论,固然由于传统考据以条目形式存在,统计非易,翻检不勤,会造成重复劳动,同时也有时代因素使然。

有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比如就《国语》的语言研究尤其是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而言,词汇研究目前还是相当薄弱的,语法研究虽然看似文章较多,但是和同时期的《左传》语法研究相比,研究还相当不充分,尤其在句法研究方面更需要深入展开。

当然,所有《国语》的语言研究也还需要传统训诂考订的继续深入作为基础,否则,有些计量结果或者结论会存在偏差。另外,《国语》的有些研究是难以取得进展的,比如《国语》的作者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材料缺乏,且古人没有著作权意识,研究者所凭依的材料以及方法没能超过前人,故而很难有新的突破。

再有对于《国语》性质的认识,清代以前《国语》被附诸经部春秋类后,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将之降于史部杂史类,张之洞则别立于史部古史类,近些年有些学者认为《国语》当属“语”类著作,实际上韦昭《国语解叙》已经指出《国语》是记载“嘉言善语”之书,并且进一步指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实与经义并陈,非特诸子之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