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口的“马尔萨斯抑制”
争论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扩展到中国史领域,演变成两个针锋对垒的学派,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加州学派”认为,中国人口史上周期性发生的人口大规模死亡,看起来更像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短期内发生的死亡率危机并不足以影响人口的长期增长的趋势。“人口论学派”则认为,中国专制王朝历来奉行的“重农抑商”产业政策有助于巩固农本经济基础,高水平农业经济使得中国广袤的土地能够承载更多的人民,但每当王朝稳定统治后,人口就会大量的不受限制的繁衍,直至逼近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界。因此危机的根源是人口过剩,瘟疫和政治动乱只是人口严重过剩后人口必须削减的一种表现形式。
两种观点映照的本来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景象:在任一个王朝的末端,人口通常处在充裕的状态,当朝代更替时,总是兵连祸结、人口锐减。究竟是人口严重过剩,凭籍着天灾人祸的途径,促成了削减剩余人口的结果;还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治乱循环”,造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浩劫?观点上的分野看起来不过是因果取舍相异。但是很显然,如果不纳入一个共同的视角,两派之间永无和解之可能。这是因为,对于历史上高度重叠的共同事件,我们不可能像物理实验一样,剔除其中任一因素以便观察其他因素可能引起的结果,然后用实验的结果认同或推翻一种观点。
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任何国家的人口发展,都不是在没有任何制约或约束的条件下发生的。从人口增长所遇到的制约或抑制这个视角看,即便人口史料无法证实死亡率危机是人口过剩所致,而且如中国人口发展史确已证实的那样,无论中国人口在“治乱循环”中经历怎样的大起大落,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从未改变过,但在逻辑上必定得认同:假如没有周期性的人口大量下降,哪怕历史上中国妇女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大大低于欧洲,即总和生育率大致在6.12水平上,如此水平的生育率,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在一个并不需要太长的时期内,达到无以复加的爆炸程度!至于中国社会“治乱循环”中频发的死亡率危机,是不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已经无关宏旨。
我国人口史表明,在元朝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超过60%。而元以后至清末,每次社会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比例小了是因为元朝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并不稍逊,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像中国历史上这样频发人口悲剧,任何别的民族鲜有所见。如果这还不是暴露出中国专制社会的制度残暴,以及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过高代价,却只是笼统地归结为人口过剩,至少人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然而掩卷静思,我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人口在每一个王朝兴盛时的过度增长,无疑也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另一方面,社会动乱所造成的人口大量削减,客观上使新朝代人口的休养生息和再度增长,不至于那么快就达到过剩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