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和吴莉莉 吴莉莉(史沫特莱和毛泽东的翻译)

据张研田在大陆的孩子张依群回忆,因学校排演歌剧《茶花女》,父亲张研田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吴莉莉)相识。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父亲从此与吴相爱。

1930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

1935年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父亲和我的继母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父亲当了杨虎城的参议(智囊团成员),继母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父亲预感危机将临,继母也感到处境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

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一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历时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

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

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

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

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

”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亲张研田去世后,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召开了悼念张研田先生追悼会,追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