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李人林的文章 任正非回忆父母文章的读后感(转载)

二、任正非的人生转折与邓小平的粗暴执政理念 任正非在文革期间进入基建工程兵任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背景,产生一些错误的猜测。据亲历者回忆,部分工程建筑单位于1966年改为基建工程兵,这个所谓的“工改兵”是出于谷牧提议 、邓小平拍板的结果。

与“工改兵”相配套的巨大变化,是取消经济核算和合同制,改而采取拨付“经常费”制度。结果,这种谷牧设计、邓小平拍板定案的“彻底大锅饭”制度,弊端很大 ,1973年就被周总理改掉了。

改开搞年代很多马屁文人说邓小平一贯主张经济核算,反对命令经济和大锅饭,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不过,1983年撤销基建工程兵也是邓小平干的,跟组建时期相比,这一次改革更为粗暴 。与周总理执政时期采取震荡比较小的“帮邓小平谷牧擦屁股”的“项目取费制”改革相比,体现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周总理始终注意现实中间的既存事实,改革既要针对不合理的部分, 同时还要兼顾作为既存事实存在的基建工程兵的生存问题。

而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和撤销“基建工程兵”手法,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要吃饭”似的,而任正非同志就这样悲催地被 一脚踢出门去,邓小平似乎想要改革对象一夜之间就必须适应市场,否则就等同于没有生存资格。

任正非的回忆文章中间,对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历史记忆和痛切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共 产党政权高层里头那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腐朽执政(改革)理念及其严重后果。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1983年撤编,最初是为了服务于三线建设。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如实指出:“我从这里想到,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是 否可以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

我将这个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同志,他很赞同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实行兵役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 程兵,实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基建工程兵的组建工作在1965年下半年就着手进行,1966年8月正式成立,由李人林同志任指挥部主任,我兼政委。

第一批先整编成5个支队 (师)另4个大队(团)。基建工程兵人数最多时有32个支队、156个大队,共49万人,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中,承担了繁重艰巨的施工任务。

像四川江油长城特殊钢厂、 川藏公路、鄂西的化工厂,都是他们建设或扩建的。” 代表建设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彭敏领衔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指出:“六十年代中后期,取消了承发包制,改为经常费制。

施工企业的工人工资 、管理费和施工津贴等,均由国家直接拨款,同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全脱钩。这种经常费制,不利于施工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尽管只是在部分施工企业中实行,但却造成了浪费。

”“一九 七三年以后实行取费制。针对经常费制带来的弊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改变经常费办法,实行取费制度的通知》,规定凡是实行经常费 的建筑安装企业,一律改为取费制度,国家财政不再直接拨款。

当时规定施工企业的工资和管理费按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的26%收取。” 三、对任摩逊文革经历的初步分析 任正非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由此全过程地亲历了毛时代和邓时代,亲历并目睹课一些政治运动,其中文革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不过,有些说法很明显与他的亲历者身份不符,例如他说:“‘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

”从这句话隐含的信息看, 很明显说的是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抄家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运动,还是处在各级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之下,尚未产生造反派组织。由于信息有限,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全国运动情况推 测:任摩逊应该是被黔南州党委抛出来的靶子,而抄家肯定是当地党委组织的“群众”去干的,就如同当时湖北省委抛出武大校长李达、江苏省委抛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一样。

上述分析虽然缺乏第一手材料支撑,不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不是造反派抄他家。

显然,违背事实的回忆文字,与任正非作为亲历者和知情者的身份不符,这只能找另外的解释,我果然找到 了,在《华为真相》中间记录了任正非的宝贵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在文革这个关键问题上,任正非需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 保持一致,而主流价值一说到文革就必须要控诉毛泽东、四人帮或者造反派,任正非还只是消极地与主流保持一致,没有进行积极的捏造事实,只不过在事实的基础上搞点张冠李戴而已。

任正非作为企业家,远远好于学院派的空谈家,他谈到自己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的心灵苦痛,没有简单地比附自由、人权等绝对普世价值,更没有由此把自己拔高到控诉法西斯的道德高位, 而是更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父亲确实不是“革命中坚”也缺乏底层的“政治纯洁”:“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 社会的栋梁。

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父母虽 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 ,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

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任正非作为企业家,与学院派的空谈家不同在于: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并能够认识到一些政策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必要性,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建议,应该算得上 陈伯达和张春桥的知己,比较一下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和张春桥主持起草文革总结性文件《九大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部分,可以看到其中的一致性。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六条》中间,第十二条就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这一条的内容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 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 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这一条说得很清楚,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作风,是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而不是强制性的审查批判,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很低,只要求“爱国”“不里通 外国”,就像任正非说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了。

在张春桥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间,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的两个段落是:“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 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 ,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前一个段落是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后一个段落是针对作 为文革两大批判对象之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说的。 文革期间,各级当权派基本上不按照政策办事,时刻谋划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火审查和纠缠历史问题的老账,就是这个“违反政策”实践的一部分,这些责任当时是 记在“反文革”势力头上的,被准确地称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这对于亲历过文革的人而言,应该是很清楚的。

不过,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在1966-1976年期间发生的问题都说 成是“文革的问题”,并把帐记到“文革派”头上,这算是后文革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吧。

把一切都记在文革派头上的后文革主流价值,并不一定反应历史事实,但是,能够较好地改造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让亲历者自觉自愿地把回忆与主流价值“一致起来”:“‘文革’中 ,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 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这段说法就更违背史实了,可以肯定中央文革绝对没有下发过限制生活费的文件,而且,文革后期也就是任摩逊受 审查阶段也绝不是造反派在掌权,更为重要的是,任摩逊是被党委抛出来的打击对象、这种人往往是造反派的拉拢对象、不会成为造反派的打击对象,但是,把文革十年期间的问题记在文革 派(上层是中央文革小组、底层是造反派)身上,则是一种吻合主流价值的记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