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建军的背景 乡村题材的新突破:吉建军的《南何村记事》
(附记:这是我首次为一位自由写作者的书作序,吉建军的《南何村记事》确实不同一般、值得推荐!)
别开生面的乡村小说写作
(文学评论家、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
读这本书并为之写序,纯粹是一个偶然。
大约一个月前,大学同学、老朋友李蓝翔登门来访。数年不见,互通各自近况,交流同学动态,真有说不完的话题。临走,他掏出一本自行印装的书稿,说这是他的孩子的一位朋友刚写的书,作者叫吉建军,1982年生,陕西华县人,农村孩子,2006年毕业于山西财大新闻系,在山西的多家新闻媒体工作过,有时又会“漂”到北京、西安的媒体打工,发表过很多新闻报道、新闻调查。
他还是一位自由写作者、或者自由撰稿人,写过诗歌、小说、评论,199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多数发在网络上。
蓝翔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作者?我说真不知道。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体制内写作,如我所在的作家协会的专业的业余的作家的写作,基本以传统的刊物、报纸为载体;另一个是体制外的自由写作,如各行业特别是底层的业余作者的写作,往往以网络为阵地,有时也会在传统媒体上发作品。
对于后者,我并不了解。倒不是因为体制内的“傲慢”,而实在是精力有限,不敢踏进浩如烟海的自由写作的“江湖”。
蓝翔说:“你是搞专业评论的,翻翻这本书吧,给提点意见,写个序言,提携一下年轻人……”我犹豫了一会,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作为老同学,这点要求不能不答应。同时,这本80后作者的心血之作,我也有责任去读一读、帮一帮。
这就是《南何村记事》,一本装订成册、图文并茂,大约26万字的纪实小说。
我所以愿意为这本书作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看看这位年轻人、自由写作者,他在书中是怎样写现在的农村和农民的?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和写法?作者生长在陕西农村,在山西工作期间做过多次农村调查,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一定对农村有着较深入的感受和认识。
现在,乡村文学面临着一场严峻危机。近百年来作为主潮的乡村文学,正在逐渐被强势崛起的城市文学所淹没、所取代。未来的文学格局将是以城市文学为主、乡村文学为辅,中国文学将实现一次根本的转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文学写什么、怎样写?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当下的长中短篇小说中,写乡村大多是旧题材、老故事,现实乡村的问题、矛盾、走向等,作家们的把握和表现越来越模糊、软弱。在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上,作家们大都依循老路,鲜有创新。吉建军,这位年轻的自由写作者,他能对乡村文学作出什么新的探索呢?
我是抱着一种怀疑打开这本书稿的。但仅仅读了几章,我就沉浸其间,欲罢不能了。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乡村纪实小说,作者全然没有既往乡村小说那种模式和套路的束缚,他回归真实自然的乡村生活和底层社会,揭示形形色色的农村问题,描述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探索更自由更质朴的表现形式和叙事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原色原味的北方农村世相图。
作者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又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深切地同情和理解农民,又理智地观照和批判农民,构成了一个驳杂而矛盾的思想情感世界,给读者以深深的感染和丰富的启迪。当然这部书还不是很成熟、很精粹。但无疑是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
《南何村记事》以散点透视的观察角度,用客观记实的描写手法,表现了南何村一带的地域风貌、文化传统、现实生存。这是陕西省渭水县柳林镇所辖的一个自然村,位于秦岭山腹地,关中东部。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
但却历史悠久,有着美丽的神话传说,如杏仙与李郎的爱情神话;有着悲怆的历史故事,如明朝朱、李(李自成)的仇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小说以南何村为重心,同时辐射开去,写了北何村、刘家楼、邓家堡、牛弯村乃至柳林镇等的许多故事。这是一块古老、贫穷的土地,但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和秦文化,生活着质朴、刚健的关中民众。南何村既是吉建军的真实故乡,又是经过改造、虚构了的文学世界。
小说描述的是南何村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变迁,但重点是在80年代。它展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但政治变动、经济发展的描写却很少。也许作者对这些领域了解不多、缺乏研究;也许是在这个落后、蔽塞的自然村,政治、经济乏善可陈。
小说更突出地表现了四个方面的现象和问题。首先是村民与村干部以及城市官商阶层的矛盾冲突。小说写到了村委会,但只写了一个村委主任何光明。这位何主任手眼通天,但精明自私,在领着村民外出包工,在批宅基地等一系列事务中,不为村民着想,却一味中饱私囊,与村民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到城里打工,譬如运输农产品,譬如搞办公楼装潢,村民很难拿到合理的工钱,甚至因公致残、丢掉生命。
这些都表现了农村的基本矛盾和农民的可怜地位。其次是农村家族文化的缓慢复苏。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家族体制和家族文化可以说早已分崩离析,只是在新时期才开始重生。南何村历史古老,何氏家族源远流长,又有德高望重的老族长何茂祥健在,因此家族文化应运而生。
村里不仅重建了何氏祠堂,还利用家族形式惩恶扬善,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产生了独特作用。其三是孝道文化的衰落与重建问题。南何村文化积淀很深,但由于孝道文化不彰,更由于经济的贫困,儿女孝敬、赡养父母成为一个尖锐问题。
“百善孝为先”,孝的丧失导致了整个伦理道德的滑坡。譬如何家三弟兄的分家纠纷,在养活父母上的竭尽推脱,充分反映了农村孝文化的丧失和社会风气的恶化。
南何村以及整个农村都期待着孝文化的重建。最后是农村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南何村的贫穷和落后,导致光棍成堆,十年间没从外村娶回一个媳妇,村里的姑娘却纷纷嫁往外村和城里,酿成了许许多多爱情和婚姻悲剧。
譬如勤劳节俭的拴驴至死也没有娶下媳妇,譬如邢五娃一次一次的爱情悲剧,譬如上门女婿邓二龙在家里的“奴隶”地位等等。作者在许多篇章里描写了青年们的婚爱状况,令人感慨、深思!我觉得,在这四个方面,家族文化的复苏、孝文化的衰落,在当下农村是有典型意义的,在目前的乡村小说中却很难看到,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可贵发现和艺术创造。
《南何村记事》不仅写了一个普通村庄的社会变迁、民众生存,而且塑造了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有些写得逼真、丰满,颇有典型性,在纯文学作品中也鲜能看到。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些人几乎长期处于人生的低潮或者别人的鄙夷中,内心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们自卑却又极好面子,他们贫穷却又自立和勤劳,他们有着超长的狡黠却不失善良,他们痛恨强且恶者又同情弱者……在创作中,笔者一直在遵循一个规律:—个人只有在最极端的境况下,才能体现出最原始、最本质的人性。
”作者主要刻画了三种类型的农民形象。一是具有正面品格的传统农民形象。譬如退伍军人刘朝阳,真诚、义气、坚强,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农村,热心助人、侠肝义胆,具有秦地人民的担当精神。
譬如二狗,善良、勤劳、正直,最终善有善报,与刘家楼的小寡妇结合。二是逆境中有着独特性格的底层农民。譬如外来户孤老头老善,一生拾粪、一生帮人,懦弱卑谦,有一种深深的奴性意识,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人死在自己的棺材里。
在这一人物身上,有作者的同情,也有审视。譬如何前进,贫穷无依,但精明、善偷,盖房子的所有材料,包括水泥预制板,竟都是偷来的,村人无不鄙视。但他“知耻而后勇”,有了房子、媳妇,决心洗心革面,报答乡邻,重新做人。
是一个浪子回头式的典型农民。三是有着特异功能和技能的民间能人。如天生善于心算的王老五;如有一手木匠绝活的牛向阳;如力大又热心助人的狗熊叔;如能掐会算,口念咒语让鞋子打架、让小鬼抬轿的半仙五爷,等等。作者还刻画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如村主任何光明,老族长何茂祥、女强人刘秦风等,都是有个性、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南何村记事》的表现形式和叙事语言也是富有创新意义的。读罢全书你会强烈感到,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纪实性、新闻性,有着鲜明的记者笔法。即便是对故事、人物的艺术想象、虚构,他也要把它们还原到纪实状态。这是一种有意为之,也许作者认为这种纪实手法,更贴近农村的生活现实,更会被普通读者接受。
他的实践应该说是成功的。叙事人视角的设计,作者也是费了苦心的,整个小说是作者“我”的叙述,但“我”又仿佛是书中的那位呆在农村、爱情不顺的邢五娃,二者既有重叠,又有区别;但有些篇章又是由作品中的人物讲述的,而有些篇章又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
叙述角度的多变自然显得灵活新颖,但有时会显得杂乱无章。这是一部由众多系列短篇构成的长篇纪实小说,有的讲故事、有的写人物,有的是第一人称、有的是第三人称,整体结构显得错落有致,变化多端。
但也显然缺乏整体构思,缺乏一部小说应有的巧妙、严谨、完整的艺术要求。叙事语言总体看自然、质朴、鲜活,还有地域方言、诗意抒情,但粗糙、芜杂之处甚多,削弱了小说的艺术价值。此外,作品还缺乏一种宏观的、成熟的理性思考,少了一种驾驭长篇小说的从容、细心的艺术能力。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