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私生活 萧红哀歌:那被无限放大的私生活
仅《黄金时代》本身而言,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彼此交织的电影叙事语言,使得这部影片呈现出诗的肌质,而非传统的传记编年史叙事。在一个诗被严重边缘化的时代,这样的影片注定在大众哪里无法获得青睐。整部电影的叙事方式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彼此互为镜像:萧红的《呼兰河传》的体裁间于散文与小说之间,《黄金时代》的叙事处于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模糊地带。
正是这摇摆行进于两种泾渭分明的体裁边界的模糊感,导致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呈现出一种诗意的“越界”美来。
在我看来,萧红的一生的关键词是:越界。即若放在当今,萧红亦是一位屡次“越界”的女性。现实生活中道德越界,作品中体裁越界。当然,影片有它自身的叙事缺陷。导演的女性主义视角,令她在萧红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悲悯与怜爱。
这便使得影片中的萧红,更像献给“黄金时代”的一份美丽祭品,而非一个被自身性格与时代裹挟前行的女作家。萧红一生屡战屡败的爱情,不仅仅是男权社会下“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这么简单,亦与她自身性格密切相关。
萧红对男性有着严重的依赖感。每一个她经过身边的男人,皆是救援她脱离苦海的一叶方舟。只是这方舟接龙,最后皆演变为下一个噩运的开端。萧红的性格,极其多面。她不仅软弱多情,还妩媚强悍。
她逃离家庭,跟随一个个男人,皆是性格中的强悍所致,而非仅仅是出于无奈。无论是文字,还是爱情,萧红皆是个在刀尖上跳舞的女人。也就是说,是萧红一直在选择噩运,而非噩运选择了萧红。这是东北女人萧红与上海小资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地方。
谁若看不出萧红性格中强大狂野的一面,谁就没有读懂萧红以及萧红的小说文本。可影片却将萧红塑造为三重受难者:时代的受难者,男权社会的受难者,爱的受难者。这样一个美化过的“受难者”形象,必然是一个因时间的距离扁平化在照片中的“萧红”。她不丰满,亦不真实。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所有的实验电影,面对市场都有它的尴尬之处:比起传统的故事片,实验电影的叙事语言不但是“反电影”的,时间语言也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断裂与缝合的。而这时间的断裂与缝合,必要邀请观众调动思维并积极参与进来。在一个早已习惯了视觉快餐的时代,让观众进入“视觉反刍”并享受视觉慢餐,肯定会面临票房惨败。
许鞍华在上映前就屡次强调“收回投资方成本”就好,显然明白自身影片在市场上所面临的困境。但坏票房未必是坏电影,也未必能证明一定是好电影。
就电影艺术而言,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是一部中上之作。它的美学失误,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还在于影片中过多插入的同代作家对萧红的评价。这些片段繁多矫情,过度文艺腔,有说教之嫌。好似导演出于对演员表演艺术的不信任,从而强迫观众认同萧红是一位伟大的女作家。这是整部影片的美学青春痘,幼稚天真,突兀难看,显然毫无存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