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的妻子 陈伯达与三位妻子的爱情故事与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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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陈伯达其人,因其复杂的经历和个人性格的原因,一生中家庭生活也是磕磕绊绊。有过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有琐碎的家庭“锅碗瓢盆”交响曲,更有悲欢离合的凄凉家事。
陈伯达的家庭属于闽南一般人家,其父过世后,家境日益衰落。陈伯达15岁去厦门读书,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常年东奔西跑,之后又投身革命,暂时还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解决个人婚事问题。
1927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伯达,于冬初,奉党组织之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的陈伯达,此时正处于风华正茂、青春无限时期。与陈伯达同车前往的,有一位端庄纤细的南国姑娘,坐在陈伯达的邻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近十天十夜的火车,两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了。经过交谈,陈伯达得知,邻座的姑娘叫诸有仁,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妹,受其姐夫的影响、鼓励和帮助,亦去苏联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诸有仁,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陈伯达也把自己的简单经历娓娓动听地告诉了诸有仁,面对着仅比自己大4岁而有如此丰富经历的陈伯达,诸有仁不禁充满敬意。
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陈伯达与诸有仁的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火车上相处,双方都充满好感。
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两人每天都见几次面,互相交换学习心得。在这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中,两人加深了感情,明确了恋爱关系,信誓旦旦,相约毕业后一起回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起事时,急需要大批的干部前往工作,陈伯达与诸有仁一同奉调,前往张家口同盟军司令部工作。陈伯达于此,负责编辑刊物,撰写文章,两人的生活稳定了些,生活也有所好转。
在张家口,经吉鸿昌主持,两人结了婚。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两人曾一道登上了张家口城北的大境门。陈伯达等人曾向冯玉祥建议,大境门十分雄险,我辈起事于此,应在此处留下历史遗迹。7月下旬,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陈伯达、阎红彦、南汉宸等人同登大境门,冯玉祥挥笔写了“大好河山”四个字,后人镌刻门上。众人于城墙上逗留了一阵,遂下城返回司令部。
至今张家口大境门上“大好河山”四个字,仍十分工整完好无缺。后人每每游于此,览物生情,不禁感慨万千。
1933年冬,诸有仁身怀有孕,在北平逗留了几个月,两人奉命来到天津顺直省委工作。陈伯达负责主办《实话报》。在天津办报的日子里,诸有仁生下了个男孩,十分高兴。1934年,30岁的陈伯达与26岁的诸有仁商量给儿子取一个名字。陈伯达希望儿子将来继承父志,诸有仁说:“那就叫孩子小陈伯达吧。”
陈伯达经过妻子的提示,给孩子取名陈晓达。1940年底,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决定把一批烈士遗孤和一些干部子弟送到苏联去学习。陈伯达、诸有仁看孩子坐上汽车远去,不禁流下泪水。回到家中,陈伯达夫妇十分想念孩子,想起孩子跟他们从北平辗转半个中国,来到陕北,今又他去,甚觉家中十分凄清。
在中国,30岁的女人,容颜渐老,一年不如一年。延安那块西北黄土高原之地,终日风沙剥蚀人的面目,诸有仁过早地挂上粗糙的皱纹。年过30岁的诸有仁和陈伯达结婚后九年操劳,东奔西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
而陈伯达此时正摆脱了昔日的艰难生活,跟随毛泽东,当上秘书,走上青云直上的道路。
婚后多年,在爱情问题上,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而对外陈伯达解释为夫妻性情不和。诸有仁对此,有苦难言。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调停,两人办理离婚手续。
这样,两人相互之间爱恋了六年,婚后生活了九年,随着陈伯达地位的变迁,两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1985年2月23日,诸有仁黯然离开了人世。
陈伯达办理离婚前后,开始与延安中央党校另一位姑娘相识。余文菲,湖北省红安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原名余维法。1927年秋,她从老家红安来武汉读书,一读就是十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正在武昌省立二中读书。1937年底到1938年秋,武汉曾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活动中心,20岁的余文菲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在胡风、萧军、萧红等人的帮助下,余文菲开始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
1940年春,余文菲结识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在延安的名人。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始则相互交换学习心得,继之深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与学问。
这些,逐渐地深嵌在余文菲的心灵深处,双方由开始的爱慕之情渐渐走向感情的升华。1942年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公开。
1943年,由董必武做月老,两人结婚。时年,陈伯达40岁,余文菲25岁。婚后,余文菲倾其全部精力打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余文菲不辞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进步很快。
1945年,余文菲生下个男孩。
陈伯达第二次婚姻,初时很幸福,而潜伏在延安的少量国民党特务闻风也有所活动,当时造成人心很不稳定。这时期,康生又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特务的数量与能量,于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大批党员被定为有“特务嫌疑”,蒙受不白之冤。
当“特嫌”问题搞到陈伯达家里的时候,两个人都如五雷轰顶。在陈伯达看来,身为毛泽东的秘书,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家庭有“特嫌”存在的。在余文菲看来,她亦深知此点。但她更为看重的是她有可能要与陈伯达离异。为此,余文菲十分痛苦,几乎发展到“神经质”的程度。为此事,两个人在家中经常拌嘴。
而后余文菲问题弄清了,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但家庭裂痕的出现,随着两个人个性太强与三天两头吵架而再也无法愈合了。
全国解放后,余文菲随陈伯达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两人因经常吵架,已经无法再很好地生活下去了。1949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安子文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两人离婚后,孩子留在陈伯达身边。这样,从1940年到1949年,两人从相识到结婚,九年,最终以离婚收场。
1950年,组织上分配余文菲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意离开故乡前往他地,乃留在武汉医学院工作,待遇仅为副科级,具体工作是管理图书……
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时年,他47岁,妻子刘淑宴28岁。
陈伯达的第三位妻子刘淑宴,原名刘肃宴,四川灌县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做党的工作。工作中与刘光恋爱。1942年,21岁的刘淑宴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结婚。1943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刘海梅。
1943年夏,刘光在重庆病故。刘光病故时,妻子刘淑宴正怀孕。后刘淑宴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了两年。抗战胜利后,鉴于国共两党关系迟早要破裂,南方局经和刘淑宴商量,送刘淑宴去延安工作学习。
在这里,刘淑宴进入马列学院跟班学习。时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因刘光在延安的时候和胡乔木是老同事,老搭档,而且又是好友,而现时的胡乔木又和陈伯达是同事,同为毛泽东的秘书。故刘淑宴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就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刘淑宴母女因生活上的诸问题,必须找组织上帮助解决,于是一来二去,也就和陈伯达熟识了。
三年的接触,两人走上了相爱的道路,并于1950年结婚。
结婚之后,陈伯达组建了一个五口之家。长子陈晓达,仍在苏联学习。次子陈晓农,始读小学一年级。女儿刘海梅改姓陈,读小学三年级。刘淑宴于颐和园北边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任副场长。每周回家一次。时陈伯达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内,每周六下午,陈伯达嘱其秘书派车接刘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无事。
陈伯达与刘淑宴结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儿取名陈岭梅,儿子取名陈晓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又一次发生裂变。中国有句俗话,叫“夫贵妻荣”。“文革”开始时,陈伯达红极一时,其妻刘淑宴也跟着“洋气”起来了,负责范若愚专案组,受江青表扬。
1967年,刘淑宴无事生非闹起了陈家院外后墙可疑脚印之事件,这事惹怒了江青,旋江青赶陈家出中南海。为此,陈伯达和刘淑宴还吵了架。
后来,陈伯达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措施,把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某部疗养所软禁。刘淑宴在疗养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陈伯达不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家庭问题。她几次三番要求回北京,但没有陈伯达发话,谁也不敢放她回北京。
北京家中两女一儿,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亦对父亲陈伯达产生憎恨之情。
1970年秋,陈伯达倒台后,刘淑宴在山东疗养所被隔离审查。1982年回到北京。刘淑宴回到北京后,一气之下,把其长女又改回姓刘,把其子陈晓云,也改姓刘,叫刘晓云,并教育其子女与陈伯达断绝关系。
1989年9月20目,陈伯达去世。通知刘淑宴后,她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也送了花圈,表示了夫妻之间的哀悼。
七年之后,即1996年的6月,刘淑宴去世,中央办公厅人事局为刘淑宴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陈伯达结过三次婚,每次都用政治手段解决家庭纠纷,先后造成三位女性伤心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