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回忆 朱永嘉:回忆我在提篮桥监狱的六年生活
从《上海热门微博》看到7月9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改造为商业产地》;7月11日《文汇报》刊登文章《提篮桥监狱搬迁尚待时日》提到政协委员递提案催促搬迁,看来提篮桥监狱搬迁成定局了。内容有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闹市区,因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将面临关闭,规划官员承诺保留监狱的“原汁原味”,同时将这个33285平方米的监狱改造成“包含商业、文化和写字楼的综合设施”。
为此,许多报刊和杂志还介绍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历史及相关人物。提篮桥监狱的命运,也许迟早会被拆除。在那儿会建起商业化的办公楼和商住楼。不仅监狱本身,包括监狱周围的民居也会被拆建新的高层。利益驱动下,它有一股排山倒海之势,很难阻挡。
就我而言,对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儿足足蹲了六年的时间,对里面的人和事,对里面的景物,实在难忘,有时还呈现在梦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狱中,是一份很难忘却的记忆。我不知道这所监狱能不能留下来,还是先把我在提篮桥这六年难忘的生活记忆,用文字比较客观地把它保留下来吧!没有任何控诉的意味,只想如实地诉说,或许还有一点趣味呢!
只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它自然构成一个社会,监狱虽然因关押犯人而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场所,在监狱内部还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在监狱里面有管教,有犯人,无论管教还是犯人,都有等级关系。犯人在监狱中过的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秩序,对犯人的管理还有一套奖惩制度,在犯人之间还有一套与社会上不同的荣辱观念。
当然监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至少犯人与其亲属之间还有定期的交往,家属的探监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出狱以后,我与朋友聊天时,喜欢夸扬自己的生活圈子,说我去过的地方,你们去不了。朋友好奇,问是哪里,我说提篮桥,大家哈哈大笑。人们抱着好奇的眼光看我,这在常人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问题是你抱什么眼光去看待它。
要知道它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在常人心目中,它总还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曾经在那儿呆过的人,都不愿讲罢了。我现在想挑开这层面纱,也许还有不少可以让人们欣赏的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一座古老的监狱,那是英国人在虹口区建的一个比较牢固的监狱。解放初,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进去参观过,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观的目的是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压迫中国人民的往事。我在里面看到过陈壁君在服刑,她是汪精卫的夫人,她是一个人的单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
她一个人默默无语坐在牢房里让人们参观,偶尔也与前来参观的人讲上几句话,她看上去还安详,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表情。我还参观过那儿的绞刑室及绞刑架,以及犯人劳动的场所,那时候里面关押的犯人不多,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多少犯人。
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间的事,我们去参观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没有什么阴森恐怖的感觉,那是我青年时期对上海提篮桥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刑的,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从我解放初去参观算起,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轮到我到这个监狱去服刑了。哈密路看守所用两辆吉普车送我去提篮桥服刑,因为我的书籍多,一辆车子装不下。
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给我说笑话,你是孔夫子搬家,一辆车子装人,一辆车子装书。到了提篮桥监狱,犹如鬼门关,监狱里有三重大门,这下子进门就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了。进了大门以后需办理收押的手续,要填表,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案由和刑期等等,要盖手印,十个手指都要盖,还要照相,是穿着囚服照相,照正面还要照反面。
这大概是入狱的例行公事,我没有太当一回事,人家怎么过场,我也依照这个程序。然后过两道门、三道门才进入关押的监房了。我被安置在八号监,八号监有五个楼面,我被安置在四楼中间的一个监房里。
七六年十月末,我自日本返回上海,一下飞机,便被架往一不知何地的场所,开始我被隔离审查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儿是大场,是警备区警备团的营部,过去也来过,是来这里总结好八连的经验,我还发过文章,推荐好八连指导员王传友的经验,他后来是团政委,警备区政委了。
这世上碰巧的事也真多,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提这些往事,否则对大家都不便。记得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不能叫我名字,给了一个编号,我是上海第一个隔离的,所以编号是一〇一,后来我取了一个假名叫凌益。
关在那里我的同案犯,大家都是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单间,有大床,吃饭是送上门的。在大场受审查时,还有六个战士,三班倒的陪伴我,在那儿白天日子还好过,晚上可苦了,那儿蚊子多而大,不能挂蚊帐,通宵达旦一百支光电灯,无法入睡,头顶一支蚊香,脚边一支蚊香,头边有一个哨兵,脚边也有一个哨兵,他们陪我受蚊虫叮咬之苦,他们所以那样做是怕被看管的人自杀。
那时马天水也被隔离在那儿,有过自杀的念头,吃了大量安眠药,被哨兵发觉,从嘴里抠出来。
其事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
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
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
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到了哈密路看守所,我的待遇就不同了,虽然还是我一个人一间房关着,巡查的哨兵隔着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向里面张望。我说话的机会很少了,偶尔哨兵会打开小窗口,也会跟我聊一会儿,他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见我老是坐着看书,他们问我看什么书,有趣吗?那时也有放风的机会,无非是到院子里泥地上走几步,伸伸手腿的筋骨。
在房间内看着墙上贴的剪纸,朝南一面还有两扇窗子,我把吃饭剩下的饭粒留下来,放在窗前等麻雀来光顾,有时也会有一两只麻雀来光顾,我就感到很快活了。
那时也不定期的可以允许有家属前来探望。探望则另找场所,用吉普车送我们出去,于是,我可以看到马路上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了,见到也觉得有趣。有一次车子经过国顺路,可以见到我家的后墙,如果能回家去看一下就很开心了。
每次接见时,我母亲必到,还有夫人和儿女来谈家常,问问家里人的状况,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悲惨遭遇从未向我吐露过,怕我瞎操心,而且会加重思想负担,总是只讲好消息来安慰我。其实他们不讲我也明白的,如果他们讲了,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八二年的九月间,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情况马上发生大的变化了。
我原先在隔离室是单独关押,按理说,我们作为政治犯,被判刑之后,也应该单独关押的。但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却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住进去的那间监房,只有三点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关押三个人在里边,那是非常拥挤的了。
前面是铁栏和铁门,铁门上锁的,狱警巡查时,我们全部都在他的监控视线范围之内,没有一点遮掩的地方。在监里,犯人要穿囚服,理发要剃光头,我受优待,剃了一个小平头,倒也舒服。
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理发的机会。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每天早晨有劳役犯来倒马桶,一天三餐是劳役犯送来,也蹲在那儿用餐,饮水早晨发一杯。
吃喝拉撒都在小监房,其味是五味杂陈。我们还要经常被强迫在这里面劳动,白天把棉被折叠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后在地板上拆纱头,那是把棉纺厂和服装厂生产多余的零头布,拆成纱头,给工人擦拭车床油污用的。天地尽管那么狭小,还得保持监房的整洁,不断有人来查卫生。
在牢房里睡觉太惨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人不能朝天平睡,要侧着身子才能睡得下。谁也不能蜷腿,因为那样别人就无法睡了,翻身时要三个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经常睡不好觉,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
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九点睡觉,听哨声铃声指挥,整个生活都带有机械化集体化的特征,这大概也是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不能有个性的自由。
进监不久,监狱领导在会客室找我们同案犯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一进会客室的门,只感觉那个会客室的陈设比康平路的会客室还考究,沙发、灯光、地板都那么豪华。监狱的会客室尚且如此,政府会客室就不知如何豪华了。八十年代初,风气便变了。
同案犯都到齐了,王秀珍对我还是以老师相称呼,师生同牢相会,真不是滋味。谈话时监狱领导讲话还是很客气,没有训斥,还有哲学意味地讲了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待,他是鼓励我们要向前看,还是出于好意。我脑子里想的,当然要向前看,至于对过去怎么看,还得好好想想才能弄明白呢。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
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
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
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
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
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