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遗言 张云逸大将的故事:劲松不言风自高 包容天下是爱心

2017-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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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张云逸(1892~1974年),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

张云逸(1892~1974年),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

建国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

授他大将军衔,他感到不安;毛泽东说他“功勋卓著,受之无愧”

1955年9月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一片庄严肃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十大元帅授衔授勋和国务院总理为十大将授衔典礼开始了……

轮到为张云逸授衔了。当周总理双手捧着烫金的大将军衔命令状向他走来时,他的心底猛然涌上一阵热浪,双眼潮湿了。此刻,他的感情不仅是激动,更有不安。原来,早在此次授衔的酝酿阶段,他就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

确实,全国解放后张云逸的身体一直不好。1949年12月,华东战场的征尘尚未洗净,张云逸即被任命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重返当年与邓小平等人一起发动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的故地,拖着疲惫而病弱的身体投入了千头万绪的工作,特别是艰难的大剿匪运动。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兢兢业业地抱病操劳,几次躺倒了,又几次挺起来。到1951年下半年,广西境内的剿匪战斗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这时张云逸的身体已经再也硬撑不住了。

1952年春,他不得不卧病在床。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几次致电或致信询问他的病情和疗养情况。这年4月3日,毛主席又亲自写信给张云逸,嘱他充分休养,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好后再恢复工作” 。

1953年春,经过一年休养调治的张云逸受不了过闲日子的滋味,迫切地向中央提出工作的要求。根据他的意愿,中央安排他到董必武任书记的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书记。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不知不觉便到了1955年的金秋。这一年军队实行军衔制。张云逸历来对名利看得很淡,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深感不安,数次上书军委,要求改授他人。

中央军委将他的要求呈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结果呢,当然是不予批准。毛泽东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

要给他修房,他说: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风雪天去看望一户受屈的老军属,老人感动得要给他叩头致谢,他说:我应该做这样的事

一个并非独居的小院,二层普普通通的楼房,几件寻常百姓惯用的家具,这便是张云逸的家,一位威名远扬的开国大将的家。

这个家开始连一块地毯都没有铺,后来还是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来看望张云逸时,发现地板太滑,怕他不小心跌坏了身子,才让管理处配发了一块地毯。这座楼房也早该修一下了。可张云逸不肯,说这么住着挺好,破费钱财修它干什么。有一次,王兴纲无可奈何地说:“唉,一个开国大将住这么破的房子,让别人一看像个什么样子!”张云逸听了,沉下脸说:“怎么,大将就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哼,谁愿意看谁看!”

张云逸就是这样,心总是跟平民百姓贴在一起,时刻不忘群众的疾苦,即使在很小的事情上也注意不使自己脱离群众。

一次,他发现有人在敲他家的大门。卫兵听到后,只把头从门缝伸出去,问来人找谁,有什么事。那人回答了几句便走了。他马上走到卫兵跟前,和蔼而又严肃地说:“这样不好,不尊重人嘛。不管是谁,有事就该请人家进来说,好好接待嘛。怕什么呢?”卫兵脸红了,小声说:“首长,我下次会改好的。”

下农村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随行人员:“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小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1957年初冬,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给张云逸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写信人是部队的一名连队干部,家住在山东文登县小屯村。信中说,他的父亲于同海,因为土改时得罪了一个村干部,现在受到打击报复,希望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一下。正好此时张云逸要去胶东半岛检查工作。他手里抖着这封信对工作人员说:“瞧瞧,我们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安宁,而他的家却得不到安宁,这真叫人痛心啊。”他下决心要对此事调查核实,严肃处理。

12月初,他带着张秘书等人到了青岛,视察结束后便要去文登。青岛市委书记藤景禄望着年近古稀的老首长,天又这么冷,便劝他不要亲自去了,让张秘书去调查处理。张云逸勉强同意了。张秘书匆匆赶赴文登,听了县里领导对此事的汇报,得知县里将对那个打击报复人的村干部予以严肃处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便于次日返回了青岛。

张云逸听了秘书的汇报后问:“你去看过于同海老人吗?”“没有。”秘书回答,“小屯村离县城10多公里路呢,我……”张云逸脸色立时沉下来,说:“你这个工作没有做到家嘛,这怎么行?”他执意要去看看于同海,同时也到文登县作一番视察。

那天,朔风呼啸,大雪纷飞。张云逸与随行人员乘着3辆小车,一路颠颠簸簸,好不容易才到小屯村。车一停下,村民们好奇地围了过来。张云逸拉着村民的手,和蔼可亲地说:“我来看看父老乡亲们!”随后,他问起于同海家中的情况。

村民们知道他的身份后,惊讶得连连咋舌。他们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大的官能跑到乡下来看望一个非亲非故的老农民。张云逸到了于同海家中,仔细询问他的疾苦和委屈。接着他又召集有关群众开了一个座谈会,认真作了一番调查核实。

于同海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老人感动得流着泪要跪下叩头致谢。张云逸急忙伸手拉起他,说:“老人家,我应该做这样的事嘛。我是人民代表,是受人民政府的委托而来的,要感谢就感谢人民政府吧!”此后,他与于同海建立起深厚情谊,长期保持书信往来,直到老人去世。

他对小儿子说:你知道八旗子弟吗?对了,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

张云逸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权力搞特殊化。对于自己亲人们,他的要求就更严了。

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与夫人韩碧和长子远志失去联系,一别10年。国共合作时期,母子俩方赶来与他团聚。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小儿子光东出生了。张云逸夫妇非常疼爱这个孩子,视其为掌上明珠。但疼爱归疼爱,他们却从来没给儿子什么特殊照顾,自小让他过的完全是平民化的生活。

张云逸到北京工作后,光东从外地转学来京。转到哪所小学呢?有人提出让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张云逸摇摇头,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

”就这样,光东背起书包进入了一所普通小学,跟平民百姓的孩子成天在一起学习、生活。爸爸叮嘱他:不论填什么表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你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孩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对了,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

小学毕业时,光东在报考初中的登记表上填的是妈妈的名字。考入北京四中后,光东被分到英语班学习。当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光东想要爸爸找人把他调到俄语班去。张云逸听了,严肃地说:“不要利用爸爸的权力,你的事我不管。

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此后,光东将这句“自己闯天下”的话作为座右铭,再没有向爸爸提出任何要求,靠自己的努力相继考入北师大一附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四川一个大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3年。直到1973年,组织上考虑到老将军的身体每况愈下,身边实在需要有亲人照料,这才将光东调回北京工作。

哄幼子,终不忘买一件“真正的玩具”;寻遗孤,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都成了他家的一员

严于教子尽是爱,包容天下慈父心。在家人和熟悉他的人眼中,张云逸是一个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仁慈善良的长者。

光东记得,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在广西,总是不分昼夜地忙碌着,有时连着几天都见不到爸爸的身影。一天晚饭后,他端着一盘水果悄悄溜进爸爸的办公室,只见爸爸聚精会神地在看一幅大地图,根本没发现他这个“小东西”。过了一会儿,光东实在沉不住气了,就顽皮地高喊了一声:“爸爸!

”听到喊声,爸爸一惊,回过头来冲着儿子大声说道:“谁叫你进来的?出去!”吓得小光东哭了,手中的水果也掉到了地上。爸爸弄清儿子是为他送水果来的,就弯下腰来哄他说:“这是爸爸办公的地方,以后你不要随便进来,懂吗?”光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转身要走。

这时,爸爸又喊住了他,拿起一种绘图工具,递到光东面前说:“这个送你作玩具,拿回去自己玩吧。”光东伸手去接时,爸爸又拿了回去,自言自语地说:“噢,这个还有用,不能送给你玩。

”接着又挑了几样,拿起这个看看说有用,拿起那个看看还说有用,最后什么也没有挑出来,便又哄着光东说:“东儿,你先回去吧,以后爸爸买一件真正的玩具送给你。

”光东高兴地点点头,溜出了办公室。这个买玩具的许诺,张云逸一直没忘。3年后(1953年春),他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与夫人一起回国,带给大儿子远志一架照相机,带给小儿子一辆电动小火车。那天,小光东可真是高兴极了。

光东还记得,他刚懂事的时候,常有一些孩子到家里来玩,爸爸不是告诉他这是哥哥或弟弟,就是告诉他那是姐姐或妹妹,弄得小光东也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姊妹究竟有几个。后来他才明白,爸爸特别关心的那些兄弟姊妹多是烈士的遗孤。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两个名字都叫张念环的姐姐了。

说起来,这也是一段巧合。全国解放后不久,张云逸想起一位烈士的遗嘱,就派人去他的家乡寻找他的女儿张念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小女孩,她的年龄、家庭和经历都与那位烈士的遗言相符,于是她便被带到了北京。不料,又经过详细的考察,才知道她并不是要找的那个女孩,而只是与那个女孩同名同姓且经历相似。

张云逸说:“她也是烈士的遗孤嘛,就先留在我这里吧。”这一个张念环就这样有了温暖的新家。后来,她被送到她家乡的一所小学去上学了。

另一个张念环在哪儿呢?最后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解放前夕她被卖到外地当了童养媳。费尽周折找到她后,工作人员将她带到了北京。张云逸见到她,立即拉起她那双干瘦的小手,用慈祥的目光上下瞧着。他的眼睛潮湿了,仿佛怕吓着孩子似的,柔声说道:“孩子,就跟伯伯在一起生活吧。

好吗?”女孩无声地点点头。她不明白这个老伯伯为啥对她这么好。这一个张念环就这样成为了张云逸家中的一员。在张云逸心中,她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疼爱她,孜孜不倦地教诲她,一直供养她上了中学。

如果不是她在广东的姨要求收养她,张云逸一家人是无论如何不会让她走的。念环离别的时候,扑到伯伯怀里哭得很厉害。她走后,一直跟北京这个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62年她高中毕业后,考进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走上了张云逸希望她的“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的道路。

(于波 选编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代元戎丛书”《大将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