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的父亲 章立凡: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
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
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
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
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
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
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章乃器在北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
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
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
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
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