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杨永泰 民国天纵奇才杨永泰传(连载)
三、“剿共”连遭败绩,蒋氏苦无良策。他及时呈上一道“出师表”,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辣毒计。 在蒋介石的智囊圈子里,杨永泰集书生之精诚与官场经验于一身,除陈布雷外,最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蒋介石对他欣赏至极,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议而后行,常深夜召见,作彻夜长谈。
对于蒋介石的破格重用,杨永泰感恩不尽。他抱定“士兵为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使出浑身解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杨永泰初出茅庐,便向蒋介石纵论天下大势,以一道“削藩策”,深得蒋介石厚爱。
为了进一步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杨永泰潜心研究蒋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甚至把蒋喜欢的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买回来朝夕揣摩。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杨永泰寻找着为蒋介石再献妙策的最佳机会。 新军阀混战,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0年年底,全国工农红军已佣有中央、闽、浙、赣等大片根据地和10多万人。蒋介石对此早已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然而,一贯视中共领导的红军为“赤匪”的蒋介石,却损兵折将,连连败北。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在南昌行营的会议上,蒋介石动员说: “当年曾国藩是力行礼义廉耻,保卫家乡,消灭长毛复兴清室的儒家名将。我们要学习曾国藩,要以曾国藩为榜样,此次剿共,我们国民党地方党部要加强剿匪宣传,要唤醒民众;政府要澄清吏治,要安定乡村,大家齐心协力,坚决消灭共党和几个共匪,三个月后,江西仍是一个平静的天下。
” 可令他恼怒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大军连红军的影子还没到,便被打得狼狈而回。
第一次围剿失败,令南京政府上下一片惊慌。蒋介石派何应钦赴南昌,率领20领万大军对江西苏区再次进行“围剿。 但第二次“围剿”仍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而结束。何应钦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两次大败,令蒋介石极为气恼。
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议决,命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全力协助军政当局限期“剿灭”共党和红军。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着邵力子、杨永泰、陈铭枢和熊式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来到南昌行营,亲自调度指挥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接受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蒋介石组成一元化的党政军领导,实行剿抚兼施计策。他专门在南昌成立党政委员会,亲自兼任委员长,气势汹汹地向江西苏区进攻。 然而这次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仍然败北了。
1932年春,第二次上台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政后,日夜思虑如何“剿灭”共产党问题。 他不明白,为什么三次“剿共”都是连连败北?他更不明白,自己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为什么输得那么稀里糊涂。
在他看来,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他逐一铲除,而共产党就那一点人马,“围剿”起来应当不成问题,可到底为什么一经接触,国民党军队就败北? 蒋介石看不出个头绪,对新的“进剿”方案也苦无良策。
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了蒋介石的心病,他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蒋介石“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介石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
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 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正当蒋介石一筹莫展时,杨永泰派人呈递了一份“万言书”。 蒋介石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打开信札读了起来。杨永泰的“万言书”写道:“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近闻先生日夜殚心竭虑,思考如何扑灭共党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蒋介石感佩杨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难时,还是杨永泰能体谅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杨永泰 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
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结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而他于共党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共匪,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杨永泰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杨永泰面对这种局势提出的应对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为此目的,即剿共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同时,于此次剿共中,中央尚还须进一步执行削弱异已强干弱枝的削藩政策,以期围剿完后,共匪既除,中央力量更为强大。
” 蒋介石边读杨永泰的“万言书”,边点头称是。读完之后,他立即唤来侍卫官:“通知杨参议马上来见。” 不多时,杨永泰驱车来到。蒋介石迎于门前,执礼相待。 “你的长篇宏论我一口气拜读了。
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议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灭共党已为期不远了。杨参议真乃不可多得之士。蒋某怠慢参议之处,万望海涵。” 经蒋介石一番夸奖,杨永泰倍加受宠若惊。
他知道自己真正飞黄腾达的日子到来了。 蒋介石决定重用杨永泰。1932年4月,蒋介石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会议,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
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5月21日,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剿共”军事会议,调集兵力进攻全国各地红军,重点进攻中共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
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再度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强调:“剿共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这样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蒋介石正式确定为新的剿匪方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谋略。蒋介石忠实地按照杨永泰的设计执行,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的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看到杨永泰的策略发生效力后,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2月6日,蒋介石亲任江西“剿共”总司令。
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南昌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于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刚成立时,设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
办公室主任为熊式辉,四个厅的厅长分别为贺国光、刘兴、晏道刚、朱怀冰。杨永泰到南昌行营任秘书长后,便决定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 但工于心计的杨永泰表面上却装作谦谦君子,并不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蒋介石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征询杨永泰对行营组织的意见。杨永泰知道机会来了,但又不便当着许多军政大员发表意见,便话里有话地回答说:“我初来,情形不清楚。” 蒋介石自然明白杨永泰的意思,会后单独召见杨永泰。
杨永泰将自己改组南昌行营的设想和盘托出。 蒋介石听后大喜,当即同意按照杨的意图,将四个厅缩为两个厅,第一厅厅长仍由贺国光但任,主要负责军事;第二厅厅长由杨永泰兼任,主要负责党政经济;熊式辉仍旧任办公厅厅长。
这样,南昌行营由原来的五个厅减为三个厅,杨永泰掌握了行营党政经济大权,为具体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效力。 杨永泰为蒋介石准备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全权总揽政治事务。
南昌行营内部,政治厅处林立,皆为“七分政治”效劳。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并没有动摇,而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给予充分地发挥和运用。 在新闻宣传方面,杨永泰主持的南昌行营二厅,命令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
他规定,标语、传单,均须照行营颁发的各级宣传提纲或“剿匪手册”精神去写,不得另行编撰;凡南昌出版的报刊、文稿,都要先经行营审查许可,方得付印;外地驻南昌记者拍发的电讯稿,必须送审核准,才能发出。
不仅如此,杨永泰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艺标兵”。一时间,这两文艺组织搞得非常红火,令蒋介石十分高兴。同时,蒋介石接受杨永泰的建议,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把《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军事将领,责其认真阅读,写出笔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以从思想上体会“剿匪”的政治意义。
在地方统治方面,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提出的实行军人独裁的建议,明令“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只要对“围剿”军事有利,各路军总司令都可以断然采取措施。
杨永泰还建议,在“剿匪”区内,强化县长权力,由县长兼任县保安自卫队队长的执法官,拥有生杀权,并且不受县党部执监委员牵制;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根据地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更恶毒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及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中共领导的红军打一场“经济战”、“政治战”和“立体战”。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大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针,同时采用陈诚提出的“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略战术方针,调集10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给中央苏区造成极大困难。
由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没有能够击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从江西苏区撤离,进行战略转移,使蒋介石一时得手。 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