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伟的子女 马清伟:“最不坏的”高考

临近高考,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牵动起来,紧张、不安、焦虑、期盼……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组织学生集体参拜文曲星、为高考状元塑像等现象。

高考肯定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在现阶段却是“最不坏的”制度。

就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待神明的态度一样,那些抱着急切的现实心态,去参拜文曲星、魁星、文殊菩萨乃至往届高考状元塑像的学生和家长们,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虚无缥缈的神明,抑或是之前金榜题名的师兄师姐,能够保佑自己在马上到来的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围绕高考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和话题,比如去年轰动一时的“吊瓶班”,学生们集体在教室里一边打吊瓶补充氨基酸,一边埋头学习;再比如年年都会有的,高考期间因家长自行封路所造成的交通拥堵事件。

在这些看起来过于狂热和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其实存在着非常理性化的现实基础。最近几年的高校毕业生招聘市场,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学历查三代”——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在求职中因为本科学校并非名校而被拒绝。

按理说,能够考上硕士、博士,尤其是名校的硕士、博士,已经是一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充分体现,那么,招聘单位为何要揪住求职者的本科出身不放呢?就业市场发展到今天,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招聘单位在选拔、聘用人才的时候,之所以要“学历查三代”,绝不仅仅是一种“学历崇拜”或者“出身论者”式的思想上的傲慢与偏见,而是有着自身非常理性和现实的考虑。

招聘者的目的是选拔出自己最需要的人才,现在在他们面前,摆放着三种对于人才的评价机制——高考、硕士研究生考试和博士研究生考试,“学历查三代”意味着,在后两者无法对人才进行有效区分的时候,高考在实际上起到了“最后拍板”的作用。

招聘者对这三者的重要性排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就业市场上,高考的含金量和被认可度要远远高于后两者。而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国内大学最难考的是本科,最好考的是博士”这句话,则是对高考权威性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一种真实投射。

下游的就业市场和社会共识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必然会传导到上游的教育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多年来一直试图为高考降温,舆论也一再呼吁,高考热度却始终难减的深层次原因。

高考肯定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存在着认分不认人、一刀切、太过机械化等诸多缺陷,但就现阶段来看,相比其他评价机制,高考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也是相对最公平的制度。地区、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是我国的一大现实国情,如果采取其他的评价方式,落后地区和农村(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学生很可能会面临无学可上或者无名校可上的困境,这就使教育在实质上失去了促进社会垂直流动、保持社会活力的本义。如何避免这一最坏的结果发生?不得不承认,“一刀切”式的高考反而是最有效可行的制度,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内,构筑起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从而保证最多数人的机会平等。反观研究生考试及其他考试,相比高考它们采用了更多元、更丰富的评价标准,面试、推荐、保送、直博等等,这些固然使其选拔机制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但同时也让它们自身始终笼罩在“关系”“潜规则”等阴影之中。

在发展不平衡、社会诚信度不高、多元评价机制还远远不成熟的情况下,高考实际上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最不坏的制度”同时也表明了,这只是一种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权衡、妥协后的选择,因此教育评价机制在保持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还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一方面高考自身需要改革,如增加考察内容的丰富性,在形式上由一次变为多次以尽可能减少偶然性等;另一方面,自主招生、面试、推荐等更加多元化和人性化的选拔机制也应当继续引入,但监督制约机制必须跟进和完善,以保证其过程的公正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