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父亲 章立凡:是父亲 也是朋友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一、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
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
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
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
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
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1957年,章乃器在“反右”斗争会上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写文章也很注重说服力,曾向我介绍经验说:我撰文立论注重逻辑,经常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
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主要是对民主与法制、阶级关系、个人崇拜、干部作风的意见,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 “大跃进”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室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