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和俞扬是真的吗 潘石屹 我是真的喜欢盖房子

早上九点,保利大厦红石大厅,难得的好阳光穿越北京冬晨的薄雾,静静洒在茶几上绽放的百合花上,洒在潘宽敞的办公室里。

潘石屹穿着一件深蓝西装,小小个,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但并不是所谓成功人

士那种常有的矜持。我一边寒暄着,一边思忖着该怎样切入话题。

这时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一群小喇嘛聚在木楼上,似乎在等候晨祷。画的色调很清冷,小喇嘛们目光纯净,画面漂浮着一股朴素的力量。

“您似乎对这些神秘的东西很感兴趣?”

“是啊,最近几年我主要是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建房子,不断地建房子;第二就是读经,《易》经、《金刚经》,还有老子的《道德经》。”

在这个浮躁的年头,在房地产这个浮躁的行当,是什么使潘石屹选择了读经作为自己的业余兴趣?

“这些经书都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值得琢磨的道理。”讲起读经,老潘简直有点眉飞色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些外界的启发,做房地产也不例外。我觉得读经可以启发智慧,尤其是《易》经。一般的书你看一遍就够了,但是《易》经你看20遍,每一遍的感悟都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潘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我的功力还不够,所以还是通过朱熹、南怀瑾去读《易》。原汁原味的《易》经,要看懂太难了。”

潘说,自己整天忙着和“物”打交道,很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我也喜欢禅宗的东西,很生活,比较接近常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对我们从事的事业,对形成一种健康的心态,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虽然目前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开发商,但是潘说,他非常向往一种朴素和大气的境界。“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有大的思考界面,不要使自己过分陷入细节,不要失去基本的方向感。这是最重要的。”

闯出一片“新世界”

但是如果因此把潘石屹看作一个高谈阔论的人,那就错了。熟悉潘的人都说,这个外表瘦小的外省人的每一次辉煌,都源自他长期的默默积累和不懈的自我提升。

潘石屹的老家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老潘说,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爸爸读大学的时候,给打成右派送回了农村。“我们家成分不好,妈妈又长年瘫痪,生活很苦——那是西北最荒凉最苦的地方啊,家里有五个小孩,我是老大,两个妹妹因为养活不了,只好送给了山里的农民……”潘很坦然地谈起自己艰苦的童年,语气却很平淡。

也许正是童年的磨难,培养了潘石屹对成功的执着追求。恢复高考后,潘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1984年,毕业分配到石油部某局工作。对此,潘一直视为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你想想,一个农村小孩,爸爸平反后才进的县城,现在在首都工作,这反差多大啊。

所以我从心里面感激这个社会。”但是这年轻人很快就不满足于在机关里坐着,一张报纸一杯茶地混日子。所以1987年,在别人惊诧的目光里,潘石屹毅然辞职,蹦进了商海。

其实,1987年的小潘,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他先是跑到深圳,在一家咨询公司打工。后来,当海南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一样热起来,这个年轻人又赤手空拳地跑到海南岛寻梦去了。“那时候海南很热闹,很自由,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只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气氛相当宽松。”谈起在海南的经历,潘的话语中仍然有淡淡的怀念。

更重要的是,在海南,潘结交了以冯仑为首的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大家都想干点事情,就合伙成立了一个“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这个名字有点古怪的企业,就是今日万通的雏形。

1992年,潘石屹受命回京,创办北京万通。这个28岁的年轻人重新站在北京的街头,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心头飘过一丝惶惑:北京,我回来了,但是,我能行吗?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人生的第一次辉煌,正在他面前缓缓展开。

“1992年,我连北京那几座大立交桥的名字都叫不上,就到处去找地。后来有人介绍块地,一看,也不错,是地铁上的一块,就拿下这块地,开始做万通新世界广场。”

“就这么简单。”潘说,“做项目其实很简单:是否选择一个项目,问三个问题就可以决定:1.产品质量是不是上乘?2.对于用户是不是方便舒适?3.是不是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让多少发展商为之头疼的事情,在潘的眼里却远没有那么复杂。”你对人的需求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你去查一下这城市的规划,再去跑一遍市场,看一下有多少资源可以让你用,就够了。”

潘说,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也是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层面出发。这种举重若轻的思路确实让他受益匪浅。

“当时我不太懂房地产,我就给自己请了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刚刚从香港北上京城淘金的邓智仁。当时北京的房地产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场概念,邓智仁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手法带到新世界广场,立马在市场上引起了轰动。

“万通新世界的销售,可以说是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我们的写字楼销到3600多美金一平方米,是当时市价的三倍……广场12月24日才动工,11月初就销售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当时连一方土都还没有挖呢。当我们在开售的六天内拿到五个亿港币的回款,我们那些20出头

的小伙子们都晕乎了,一个个迷迷瞪瞪的。我一看不对啊,就赶紧跟他们开会,说大家一定要有平常心,我们要能经得起失败,我们更要经得起成功。”谈起万通新世纪的辉煌,潘石屹仍然是一脸的兴奋。“你想,五个亿,这对刚刚成立的北京万通这样一个小公司,意味着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摆庆功宴,搞销售那帮小姑娘有的抓手,有的抓脚,把邓先生从楼上抬到了楼下。后来我们又去唱卡拉OK,邓先生死死抓着麦克风,一首接一首,唱得声嘶力竭,完全是疯了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唱歌的。那天冯仑万通集团总裁也在,结果把冯仑喝进了医院,打完吊针,还躺了两三天,我去看他,说‘那天送你去医院……’冯仑说:‘我去过医院吗?’”

至今,在回顾北京房地产的发展史时,万通新世界广场和隐身其后的潘石屹、邓智仁,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