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曾国藩幕府 [原创]曾国藩、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幕府制度是传统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学者李晚成曾谈及:“幕僚制度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我国古代权臣戎帅疆吏牧守引荐亲信士人以入府署参与行事决策的一种用人措施。 ”传统的幕府,其幕僚一般由幕主延聘,并受到幕主的礼遇。他们与幕府主人地位平等,薪俸也同幕主商量而定。幕僚辅佐幕主,为其出谋划策,文书往来,成为幕主的主要智囊。

入清以降,幕府制度并无多少变化。但自咸同以后,由于社会时局的激变,幕府制度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晚清时期,尤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的幕府最为著名。史学研究者冠之以“晚清四大幕府”,并不断对其研究。这其中,又以曾国藩张之洞二人为典型。著名学者郑天挺认为,曾国藩幕府和张之洞幕府是清代幕府制度发展的两个界标 。

黎仁凯、王向英在《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一文中已对曾、张二人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比较研究,并认为两者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体现了其内在的继承关系 。

然而由于两位幕主所处的时代,所肩负的使命不同,曾国藩、张之洞幕府之间首先存在诸多差别。黎王的文章在这方面的比较有不够深入之处。本文试图从两幕用人选择、机构设置、奖惩提携及与清廷中央的关系等方面对曾、张二幕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同时也兼顾相似性的比较。

黎仁凯、王向英在《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一文中,认为影响、制约幕府特色的因素大抵有两方面。其一,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曾国藩幕府随湘军的组建和镇压太平天国而兴,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即使是一些文教舆论机构,也有为战争服务的性质;张之洞幕府则是在洋务运动期间,西学东渐之风日益强劲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幕府职能以洋务实业和文化教育为主,军事色彩并不突出,相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其幕府以书生典兵应运而生,充斥着火药味;张之洞以兴办洋务和教育而名世,其幕府透露出更多的近代与文化气息。而造成差别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两者使命、中心的差异。

曾国藩幕府,始终围绕着围剿太平军,巩固清王朝统治这个中心而设立、发展、变化。其发展、鼎盛时期,均是在对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出现的。而剿捻、调任直隶、再督两江时期的幕府,则因为逐渐脱离这个中心而衰微,直至终结。

或者可以这样说,其幕府的生命力在于湘军的生命力,湘军强则幕府强,湘军衰则幕府败!张之洞幕府则不同。虽然他在总督两广的时候也负责中法战事,但总的来说,张幕更加主要的功能在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于促进中国的改良和兴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张之洞在他所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振兴实业”中一方面从不触及封建制度和大清朝统治,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进行改革,用建工厂、修建铁路的具体“实业”来使落后的中国逐渐强盛起来,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正是本着这种愿望,张之洞投入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有分量的一笔。曾国藩的幕府在其亡后就消失殆尽;而张之洞则凭借其“振兴实业”的恢宏手笔和敢为天下先的巨大勇气,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断前行,张幕所设机构也不断获得发展。从这一点来看,张之洞幕府并没有随着幕主本人的逝世而消亡。

使命的不同,使得曾、张二人在人才选择、幕府机构设置方面产生较大的差异。

曾国藩所用之人,不出几个方向:幕府智囊、前线统兵、后勤保障、地方政务机构、洋务机构。而张之洞则不同。张所用之人,也可以大略划分:幕府智囊、洋务实业、教育机构。由于文教、实业机构需要的多为饱学之士、西学人才,或者有一技之长之人,故张之洞用人偏“文”。

而军事后勤之类的则比较少,虽然他也曾在中法战争中保荐老将冯子材等武将,但和曾国藩相比较,实在是凤毛麟角。曾幕中武将如云,许多重要人物,如江忠源、彭玉麟等,最后都位列督抚,变成封疆大吏。很多将领,包括曾国藩自己,都是书生出身,但最后都以武成事。

曾、张二人幕府机构的设置也呈现较大差异。王向英在其硕士论文中只提到,曾国藩幕府的主要机构为军政办事机构和粮饷筹办机构,前期还有一些文化机构及科技、舆论机构,也有为战争服务的性质 。这样的划分方法,基本点出了曾幕的轮廓,但太过模糊。

由于督抚权力的膨胀和战争的需要,曾国藩承办的事务已大大超过平时一个普通总督的职责,而这些事务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以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幕府办事机构有十余个,依照其职能,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种。

(一)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秘书班子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

由于秘书人员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为尊贵,待遇最为丰厚,升迁也最为迅速。同他关系密切而其后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此职。

(二)思想文化机构,包括编书局和忠义局等。忠义局全名忠义采访局,也称忠义采访科,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之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持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

(三)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略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资,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磺等人,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收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后来据以编成《贼情汇纂》一书。

(四)司法机构。主要是审案局。咸丰三年(1853年)初曾国藩到长沙不久,就奏准在团练大臣衙内设立审案局,大肆捕杀有反清活动或嫌疑的湖南民众。审案局办案废除一切司法程序,定罪不要证据,只据团绅一言即可置人于死地。

(五)后勤机构。包括报销局、厘金局、劝捐局、粮台、军工企业等,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报销局的主要任务是将营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

厘金局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税款,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晌。各局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照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劝捐局的主要任务是劝谕富绅出钱助剿,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军工科技机构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局等。

张之洞幕府所设机构甚多,特别是在督鄂期间,各种机构相当繁杂,有书院、学堂、各式局、所、厂等。黎仁凯在其《张之洞的幕府》一文中,把幕僚分为两类,一是在总督衙署内任事的幕员,包括文案、翻译及工书等;另一类是在督署外设立的各局、厂、书院任职 。

相应的,其幕府机构也就能分成两大类,一是督署自设的机构,二是督署外设立的机构。但这样划分较为模糊,也无法体现张幕的特色。因此,重新划分张幕的各种机构,有其必要性。借鉴对曾国藩幕府机构的划分方法,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秘书班子。也就是在衙署自设的机构,相当于张幕的头脑,为之处谋划策,办理日常文书事务。

(二)、文化机构。张之洞经历了47年的仕宦生涯,曾在浙江、湖北、四川当过十年学官。所到之处,建书院,育英才,收录闲士门生,著书立说,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张本人既是官僚又是学者,对文化机构相当重视,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三)、洋务机构。包括各局、所、厂等,著名的有广东缫丝局、广州枪炮局、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马鞍山煤矿等,涉及军事工厂、工矿企业、交通邮电、商业金融等诸多方面。

如此庞大的幕府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真才实学的人才。学者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总数为421人;台湾学者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指出,曾国藩幕僚总数为497人 。而张之洞幕府规模更大。黎仁凯在其著《张之洞幕府》中统计,张之洞幕府中华员398人,洋员239人,总计达到了637人 。

从幕府中走出了众多高官,是曾幕之所以被称为“神州第一幕府”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二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

反观张幕,据王向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略论张之洞幕府》一文中提及:“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只有50余人,且举荐结果非常不理想。被举荐者得到的最高官位仅为巡抚,且只有马丕瑶1人。其他得到布政使、按察使、知府、提学使等官职的人数也大大少于曾国藩幕府。”

由此可见,不仅在举荐人数上大大少于曾幕,而且在所获官位上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王向英在其文中只是说了当时时局的变化,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了两者巨大的差异。比如曾国藩每打胜仗都能保荐一大批人,而张之洞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显然,这个解释比较空泛。深入下去,其原因主要有三。

1、幕主个人地位的不同。

作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以湘军之力为清政府力挽狂澜,扫除了清廷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可以说,他对满清政权有再造之功。正是因为这样,清朝也给了他最高的礼遇。被封为一等勇毅候、太子太保,成为清代以文人出身而晋封武侯的第一人;在鼎盛时期,曾以一人之身管辖三省政务,节制四省军事,身兼五钦差之职,统握六大臣分掌之权 。

最重要的一点是,曾国藩统领军队,湘军总数30万,仅曾直接指挥的就有12万。其中包括他的嫡系,也就是其弟曾国荃的5万人马。

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曾掌握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曾国藩有所忌惮。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之前,清政府必须充分倚靠曾国藩。由此对他保荐的人员,提拔较快,特别是曾出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期间,几乎有求必应。

而张之洞虽历任巡抚、总督、南洋大臣、大学士,甚至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位极人臣。在实业方面,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兴办铁厂、煤矿、织布局、铁路,同时举办各种文化教育机构,编练湖北新军等。但站在清政府的角度上,曾国藩为满清解决了生存危机,张之洞是为晚清的强国、富国梦想做出了贡献。

但是,这样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是清政府自觉自愿的,而是在列强压迫之下的一种自然反抗。洋务业绩甚至还为许多保守势力,比如慈禧、官文、倭仁等所仇视。

所以,在清政府看来,曾、张二人的功业不同,地位有别,从而影响到幕主举荐幕僚的人数、所获官衔上的较大差异。

2、幕僚个人功绩的差异。

在幕僚个人的功绩上,两者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上,而是对当时时局的变化,对维系清政府的统治而言的。

曾幕中的一班武将自不必说,他们为清廷冲锋陷阵,浴血杀敌,保住了满清政权在南方的统治。因此,每有封赏,当然地会落到他们头上。比如,湘军悍将塔齐布、江忠源、毛鸿宾、彭玉麟、曾国荃、罗泽南、杨载福、刘长佑等等,最后都位列督抚而成为封疆大吏。

军政高参则上升更快。他们作为湘军的头脑,一应作战行动均由其策划,在整个幕府中处于中心地位,同时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日常政务,与幕主也最为亲近。所以沈葆桢、李鸿章能由道员直升巡抚,而出身举人的左宗棠,五年之间也位列浙江巡抚。

而负责后勤粮台的幕员,被曾国藩称之为“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 。粮饷问题是曾创建湘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湘军草创之初,曾国藩因为筹饷而吃尽了苦头。加之湘军以厚饷养兵,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的三倍,甚至三倍以上,粮饷问题与愈发严重。

按照学者杨呈胜的统计,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用兵十二年。通过举办捐输、减价办赋、办理盐务、征收厘金、请协饷、借拨丁外分润关税等方式,筹措了巨额军饷。自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衡州召募至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湘军遣散,共收银29175615两、钱966571串、米53749.

08石。若米、钱皆折银计算,以钱一千四百文折银一两,米每石折银三两,则十二年湘军总收银29883939.3两 。由此可见,后勤保障在湘军历史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郭嵩焘,李翰章之流,能在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而位列巡抚。

而在张之洞幕府中的幕僚,正如前文所述,其任职方向不出书院学堂、洋务实业和督衙内设机构。在文化教育机构任职的人,多是文人学者,科技精英,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外籍人才。据黎仁凯统计,张幕中洋员人数多达239人。

洋员自不必说,其性质属于“合同工”,张之洞聘用洋员都要与对方签订严格规范的聘用合同,明确雇主关系和双方权利义务 。因此,洋员自然不会成为清政府提拔的对象。而书院、学堂中的监督、分校、教习之流,虽然他们有的学富五车,博贯古今,如梁鼎芬、章太炎等;有的留学归国,如辜鸿铭、杨守敬等。

他们在中国人思想的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但是在清政府眼中,实在是可有可无的人,并没有多少分量,因此也无法获得提拔。

张之洞的洋务实业工程也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如盛宣怀任汉阳铁厂的督办,郑观应任该厂的总办,施肇基、程仪洛等人,也都在这些新设的机构中任职。他们是官员,但同时他们也是商人。亦官亦商的身份,使他们难以获得大规模的升迁。

3、清政府态度的不同。

在幕员的升迁之路上,清政府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个态度不是针对幕员,而是针对幕主。在朝廷对曾张二人倚为柱梁时,会同意幕主的保奏;在朝廷防范幕主功高震主时,更会同意其保奏。

张之洞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自科举入仕后,由京官至封疆大吏,到最后入阁拜相。在其47年的仕宦生涯中,步步高升,并无多少大起大落。他兴洋务、办实业,保两广,奏行立宪,居功至伟。与张同时代的重臣,前有李鸿章,后有袁世凯,清廷完全可以拉一派,打一派,一打一拉,将整个局面掌控在自己手中。可以说,清政府对张之洞只有重用,只有依靠,而没有防备。

而曾国藩则和张之洞不一样。曾立下了齐天功劳,其权势无出其右。曾国藩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朝廷对他既有依赖,更有防备。

表现一,巡抚一职,清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却偏偏不肯授予湘军领袖曾国藩。湘军光复武汉之初,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旋即有大臣提出,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岂不令人担忧?所以,在曾被任命为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后,即收回成命,只赏一兵部侍郎的虚衔。

表现二,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江西厘金一事上,刻意偏袒沈葆桢。1864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

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奋起抗争。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其三,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继则自食其言,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所以,清廷对曾国藩是有着深深的戒心的。

对于这样一个又有军队,又有地盘,又有政望,又有谋臣武将的封疆大吏,任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咸丰要防着他,慈禧也要防着他。更为主要的是,在曾国藩时代,特别在他第一次出任两江总督期间,不管是满臣,还是汉臣,都没有能够和曾国藩相抗衡的人物出现。所以,为了抑制曾的权势,清廷只能另想办法。

清廷在沈葆桢同曾国藩争饷一事上得到了启发,那就是扶植湘系将领,逐渐使其自立门户。迅速拉拢、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系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从而渐渐打破其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清政府先后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实行拉拢扶植政策,使他们能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便于控制和利用。

这一做法收到了实效,在湘系内部发生了许多让清廷感到满意的事情,如沈葆桢争江西厘金案、左宗棠上奏参曾国藩致幼天王脱逃案等。

对于张之洞,清廷没有必要对其手下幕僚刻意拉拢扶植以分化瓦解幕主势力,所以,他所保奏之人,同曾相比,所得官位实在不值一提。而对于曾国藩,一方面由于其幕员本身功劳甚大;另一方面,也出于抑制曾的目的,对其幕僚迅速提拔,从而出现曾幕所出高官多,而张幕少的现象。

前人著述,在谈到在谈到曾、张二幕中关于幕主对待幕员的问题时,多数都谈到幕员尽心为幕主服务,幕主尽力为幕员谋取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帮助幕僚建功立业等。如黎仁凯谈到,张之洞对幕中社会名士,仍以幕宾的礼遇来对待;对一些才学优长的入幕者,主动示意其具门生帖,修门生座主之礼。

同时,对幕府人员给予经济上关怀和加强感情联络,表彰他们的业绩,积极协助谋划他们发展升迁 。朱东安也说过,曾国藩等人对人才的培养相当重视,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人才选拔、培养、教育乃至奖惩的理论 。由此营造出了上下一心,互相扶持,同舟共济的和谐局面。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要报答他们。这也就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但实际上,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幕僚要确实为他办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

例如,刘瀚清,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1857年)4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重,刘当幕主病危和形势危急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不满。胡于同年5月保奏16人当中,没有刘瀚清。

同治元年(1862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在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因此,在曾国藩眼中,刘瀚清是一个不能任艰巨之人。虽然对他的才气很是器重,但就是不举荐他。刘瀚清后来在仕途上也始终没有什么发展,最后担任了上海预备学校校长,负责培训赴美留学生。

李元度,被曾国藩称为“三不忘”。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入幕,又曾救过曾的命。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申请了“专奏权”,此后,曾国藩的事业开始顺畅起来。他第一次参李元度,也只是气忿李元度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

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深感受辱,不能容忍,于是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到与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 说明此次参劾全是出于私恨,而究其缘由,不外乎“改换门庭”四宇。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曾国藩、张之洞幕府,既带有传统封建幕府的烙印,又具有相当的近代化特征。张幕作为曾幕的继续,继承了曾国藩幕府的诸多特点。同时,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所承担使命的不同,两者在用人选择、机构设置上产生了区别;而由于幕主的个人地位、幕员的个人功绩的不同和满清王朝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使得从两幕中走出来的僚属在所获官职上有较大差异;在主幕关系上,同舟共济的和谐局面下其实也掩盖着诸多的利益关系。

晚清幕府规模的膨胀和新设机构的层出不穷;幕府人员身份地位的变化,即由幕宾转化为幕僚,最终促使幕府制度与官僚制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所有这些,彻底颠覆了传统上幕府制度的意义和范围,也为民国及以后的官僚体制和公务员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