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夫人 焦菊隐和他的三位夫人

焦菊隐是个很重感情,很有幽默感的性情中人。人艺的女演员尚梦初个子很小,在戏里总演小孩。小尚怀孕了,有一天,她来找焦先生。焦先生说:"如果,小尚生孩子,那得多小啊,不是只有洋娃娃那么大吗?"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小尚的丈夫是人艺的男演员黄宗洛,他是黄宗英的弟弟,个子也相当瘦小。没想到,他们的儿子黄海波个子一点也不小。 焦先生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的排演厅排戏,偶尔也到在排演厅后身的我家坐一坐,喝杯茶,和我丈夫聊聊天,与我母亲寒暄几句。

1960年,史家胡同人艺大院要公社化,想在我家住的房子办幼儿园(那时,我家已从排演厅后身搬到另一幢平房)。总务科的人要我搬到演乐胡同焦先生住的小院去,说焦先生正办离婚,夫人搬走了,住不了那么多房子。

我说:"焦先生在办离婚,我丈夫又不在,我家搬过去不方便。我可以搬出这幢要办幼儿园的房子,而让别家搬到演乐胡同去。"总务科的人说:"焦先生说了,你家老太太有文化,小孩有教养,保姆很勤快,要你搬去。

" 事情悬而未决之时,突然有一天,大院的黑板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我抵制公社化运动,下面署名是总务科革命同志。后来,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让人把大字报揭了,又派副院长夏淳来和我谈话。

我才同意搬到演乐胡同。 与焦先生住在一个小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亲。让两个小女儿宏宏和安安跟妈妈过,他不放心,要自己照顾,就请了保姆,把女儿们带在身边。他那么忙,每晚学习读书至深夜,但有些事他还要亲自做。

女儿们的袜子他给补,他不用布,怕硌脚,用线像织毯子一样横竖来回码。 焦先生特别爱干净。他的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自己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他对女儿们的清洁卫生就更认真了。女儿身上一人挂三块手绢。

一块擦眼睛,一块擦嘴擦手,一块小便后擦屁股。两个人一天六块手绢,他亲自给洗,从来不让保姆洗。 有一天,我家阿姨洗了好多床单被里,晾在绳子上,就出去了。焦先生从北屋出来,走到绳子边,伸头去闻了闻晾在绳子上的被单,然后走到南屋门口对我母亲说:"你家阿姨行,洗衣服洗得干净,没有肥皂味。

" 这件事,孩子们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谁都没想到,他会用闻来鉴定衣服是否洗干净了。他曾说,穷苦人喝粥,碗挺大,转着圈喝,喝得干净。

焦先生热爱生活,观察生活特别细致,而且往往有独到之处。 大概是1962年,焦先生搬到首都剧场去了。1964年,他与潘小丽结婚,搬进干面胡同人艺宿舍的一个小跨院。后来听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我很为焦先生高兴。

我知道,他对儿女看得很重。他和第一个妻子林素珊曾经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都在幼年夭折。林素珊为了怕受责备,竟抱了一个孩子来充数,结果被焦先生发现了。他很沉痛地对我谈过这些事。

我想,这是他和林素珊感情最终破裂的原因之一。现在,他终于老来得子了。 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焦先生回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这年,他和林素珊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1949年7月14日,恋爱九年的焦先生与秦瑾在上海结婚。

婚后,宏宏、安安相继出生,秦瑾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又帮焦先生做些文稿抄写及资料整理工作。他们夫妻不和我早有耳闻。 50年代后期,矛盾激化,两人都很苦恼。人艺成立了一个小组,有梅阡、苏民和我等,两边做调解,希望他们能和好如初,不要离婚。

有一天,不知谁说:"焦先生是天才……"秦瑾反应很快:"他就是莎士比亚,我也要离婚!"作为女人,在夫妻关系上,我是更同情秦瑾的。

我觉得给焦先生做妻子太不容易了。 焦先生的大女儿焦世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66年初,父亲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现危机,再一次面临妻离子散的命运。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报纸上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连篇累牍,他仿佛已经感觉到大难即将临头,风雨欲来,厄运将至,家宅不宁,他的心里非常凄苦。

这时,他想起了林素珊。在1966年1月1日深夜的日记中,他写道:‘近来经常思念亡父,也思念文采与振华,每逢生活苦恼,特别思念素珊,比起群魔,彼实忠厚百倍,虽有缺点,但绝非流氓之辈。

结发之情,终生引以为歉。地下有知,必为我唏嘘。’" "文革"初期,焦先生是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牛棚"的。

据说,江青说了,这个人很坏。可以想见,这一句话,就使焦先生受了不少折磨。他的年轻妻子正式与他分手,带着儿子单过。 很久之后,他终于离开"牛棚",在周末,总算可以看见小儿子了。

那时,他住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我和孩子们都清楚那间小屋的位置。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改名)排了一出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

军工宣队让焦先生去看,并且让他谈意见。一贯在艺术问题上不讲情面,不说假话的他说:"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 这一下不得了,立刻被军工宣队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一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顽固不化的、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焦先生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我和小儿子去东四新华书店,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了焦先生。

他穿得好像有点破旧,还拎了一个蓝布兜。他从前可一向穿得整整齐齐的。 我说:"好久不见,您身体还好吗?"他笑嘻嘻地说:"就这样吧!"我问:"您怎么有时间出来?"他答:"出来看看呗!

" 他看见我旁边的儿子,就问:"是小四吧?"我们就又谈起了他的女儿们。他还说起,视力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告别的时候,我儿子把他扶下台阶。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焦先生。后来,我听说,他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已无济于事。

医生没有告诉他,可他懂拉丁文呀,一看病床上的卡片,他就明白了。他要求见见在陕西插队的大女儿宏宏。 等宏宏赶到他的床边,他就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代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

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

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宏宏做好了一切准备,还买了一个像样的大本子和一支钢笔。没想到,焦先生对放疗化疗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处于弥留状态。

连这一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焦先生死前非常痛苦。 他的二女儿安安回忆说:"1975年2月28日早晨5点多,电话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坐头班车赶到协和医院。

在这之前的十天里,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父亲。癌症和绝望折磨父亲,父亲折磨我。姐姐不在,我连诉苦的人都没有。" 安安说得很对,焦先生是在癌症与绝望的双重折磨下去世的。他没有熬到"四人帮"粉碎,他没能看到自己的成果重新被承认,他更无法预料自己还会被误解多久。

他心灵上带着大片的阴影离开了人世。 80年代,给焦先生补开追悼会,我去了。我看见他的儿子捧着骨灰盒。儿子长得挺像他。焦先生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儿女都成人了,我心中涌起一丝宽慰。

焦先生不能再用他的才智、他的热情来为广大观众创造艺术精品了,多么可惜啊!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到底想给后人留下什么?是他在1963年拟好提纲的论文《论民族化》、《论推陈出新》吗?他真是至死都不忘戏剧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单位的造反派让我们把藏书上缴,说如果不交,就来抄家。我没有办法,就每天去单位时,背一包书去上交。焦先生曾经送给我一本书,就是他翻译的丹钦科的《文艺·戏剧·生活》,最后也交了上去。

没想到,"文革"结束,单位里只还回两本书给我,其中一本就是这本《文艺·戏剧·生活》。这本书是抗战时期焦先生在贫病交加中翻译的。

一本书,经历了一个时代;一本书,记录了一个人;一本书,成为了一个纪念。 当初,焦先生和妻子秦瑾闹离婚时,秦瑾曾说:"他就是莎士比亚,我也要离婚!"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现在想来,我觉得,焦先生也称得上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了。

曹禺院长在为北京人艺建院30周年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对焦先生的贡献做了深刻恰当的概括。他说:"焦菊隐以他半生的精力,研究、实验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的意象与内在的美感……他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

他创造了赋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剧。他是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始者……他故去了,死于‘四人帮’的残酷折磨之下。

我们追思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我们怀念他对话剧艺术的理想和对北京人艺所有演员和艺术工作者的深情。我凝神追思,总觉得焦菊隐的灵魂仍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

"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焦先生就怀着在中国创建一个真正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剧院的理想。可是,他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他自己饱尝失业、贫病交加的痛苦。 从1931年到1935年夏,中华戏曲学校在焦先生的主持下,用新式教学方法为京剧界培养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但因董事会在经费上制造困难等原因,焦先生被迫辞职。他在世交、远亲李石曾的资助下,得以携妻子林素珊赴巴黎留学,考入巴黎大学,攻读文科博士学位。

因巴黎生活费高,他俩长住比利时。焦先生以一年多时间写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并由巴黎一书店列入《世界戏剧丛书》出版。他成为将中国戏曲理论较完整而系统地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抗战爆发前夕,林素珊由比利时赴香港。1938年,焦先生在巴黎结束学业后也到达香港。在这里,两人因感情破裂而分手。焦先生来到桂林,担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并兼任青年剧社辅导工作。

1941年11月,他应聘到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他不仅教表演、导演、舞美等,还给第五届毕业生导演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轰动了江安及附近地区,后又赴重庆公演。但是,他在剧专不到一年,终因不善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而辞职。

此后的几年,焦先生困居重庆,除在一些大学教一点课,一直没能找到正式的工作。秦瑾曾著文回忆过焦先生在重庆于贫病交加中坚持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及契诃夫戏剧集的情况。

秦瑾还回忆道:"有一天,焦菊隐带我去市里看杨村彬写的《清宫秘史》,这个戏轰动了山城。散戏后,夜雾茫茫,已经没有一个行人,远山朦胧重叠,我感到很恐怖,一路上焦菊隐有声有色地谈《清宫秘史》,谈这个戏应该怎么排会更好些,他一幕一幕地谈得那么仔细,那么投入,两只手在湿漉漉的夜空里不断地比划着。

他好像在给我驱逐恐怖感,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一路上他似乎把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梦幻全部展现出来了。

当时我心中泛起阵阵他怀才落难的酸楚。现在回想起来,他脑中孕育的许多想法已经膨胀了,就是苦于没有实践的机会。" 抗战胜利之后,焦先生回到北平,担任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此时,他为演剧二队导演的《夜店》,大获成功。

1947年,他创办了北平艺术馆,导演了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编剧)和京剧《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剧)。1948年,北平艺术馆被迫解散,焦先生又筹建校友剧团。1948年冬,焦先生由北平投奔解放区石家庄。

1949年初,他回到解放了的北平,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焦先生在戏剧界的盛名与他倾向进步的行动,使长征干部李伯钊坚决要请他来导演《龙须沟》。 2007年,全国隆重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

《新京报》在《焦菊隐导演大师,学贯中西》一文中,给予焦先生极高的评价。说他"以《龙须沟》作为起点,经过《明朗的天》、《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等剧的排演,每一出戏都是一次攀登,一次磨炼,一次探索,一次出新。

特别是《茶馆》成为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经典……他之于人艺,犹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之于莫斯科剧院。

而其演剧学派,亦是中国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话剧的伟大成就之一"。 焦先生从年轻时起,就执著地为戏剧理想奋斗,但是,无论是北平中华戏曲学校时期,还是重庆时期或是北平艺术馆时期,他的理想屡屡受挫。

只是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的大天地里,焦先生的理想与才华才得以施展,他才在话剧舞台上创造出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精品,他才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才有可能成为中国话剧演剧艺术的集大成者。

可惜啊,他仅仅有十几年时间施展他的才华,"文化大革命"残酷地摧毁了他,彻底地践踏了他,连他想给后人留下的导演心得都成为了一个永久的谜。

值得庆幸的是,他开创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越来越深地被人们所认识。我们可以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其他话剧舞台上,甚至电视剧与电影表演上,看到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影响,看到焦先生艺术灵魂的影子。 当年,焦先生所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美好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言犹在耳。我想,它会成为广大中国观众、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理想的。(张定华口述 辛夷楣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