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程世才 军史专家解读西路军历史:指挥失误是失败原因
70多年前发生的西路军“临泽突围”,是我军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役,最近上映的影片《惊沙》真实地反映了郑义斋、秦基伟等西路军将士在这次战役中的英雄气概,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西路军历史的关注。那么,历史上西路军“临泽突围”是怎么发生的?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今天我们该怎样客观、科学地看待和评价西路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本刊约请专家对此进行深入解答。
主持人:李庆英
话题嘉宾
陈铁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西路军军史研究家)
夏宇立(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军史研究专家)
周宏林(西路军军史研究学者、周纯全上将之子)
■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有无数像西路军将士这样的“悲情英雄”
主持人:最近上映的影片《惊沙》,反映了秦基伟等西路军指战员在甘肃临泽带领部队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守城三日,最终胜利突围的悲壮故事。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深感“震撼”。那么,这部军事历史题材的影片为何能如此深刻地引发观众的共鸣?
周宏林:我在观看《惊沙》这部影片时,发现在场的很多观众,无论他们的年龄、性别、文化和经历背景有多么不同,都被影片中的情节所打动,受到强烈的震撼。这部军事历史题材的影片,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地引发观众的思想共鸣,主要在于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意义。
一般说来,西路军的题材是不好写的,尘封时间久,历史争议多,悲情色彩重。过去,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这一类题材选择的少,成功的就更少。但这部影片通过截取西路军征战史中的“临泽突围”,再现了我党、我军一段光荣的战斗历史,弘扬了广大西路军将士为了理想和信仰而战,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崇高精神。
在定位上,影片抓住了西路军这一历史题材的特点,塑造了一大批像西路军将士这样的“悲情英雄”。它告诉我们,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不仅有无数个“成功英雄”,也有无数个“悲情英雄”。他们具有同样的理想和信仰,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和执著,理应受到我们后人同样的敬仰和尊重。
■西路军“临泽突围”,是我军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
主持人:那么,历史上西路军“临泽突围”的具体情况如何?
夏宇立:西路军在河西地区“临泽突围”,是我军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临泽之战发生在1937年1月中旬。早在上年12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于1937年元月初占领高台、临泽地区。
这时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当前战局,准备略作休整,补充粮食,继续西进。可是,就在这时,军委又连续电令西路军即在当地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伺机消灭敌人”。“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西路军不得不就地停留。
西路军留驻临、高地区后,马家军以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等数万之众蜂拥追来。敌人在以一部兵力钳制倪家营地区西路军主力的同时,疯狂围攻高台、临泽。当时西路军总供给部驻临泽城。城内红军,除一个警卫连外,均为机关和后勤人员,守备力量异常薄弱。
在危急关头,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赋予秦基伟(时为西路军司令部四局科长)以指挥坚守临泽城重任。经过三昼夜苦战,守城将士最后在兄弟部队接应下,除一部遭敌截击损失,大部胜利突出重围。
■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护送黄金的历史使命
主持人: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西路军将士的英勇和悲壮,除了秦基伟,还有郑义斋,但他的事迹少为人知,能否对他作些具体介绍?
陈铁健:郑义斋生于1901年,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入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鄂豫皖苏区政府财委会主席、银行行长,后兼任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川陕苏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主席,银行行长和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
妻子杨文局任总供给部管理科科长。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在敌优势兵力追击中,除总部和三十军所率2000多人退向石窝山顶外,余部全被阻隔在山下。总供给部部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郑义斋带着少数人员隐进一片树林。当下,一要组织人员转移,二要把经费送交总部。
郑义斋在林中迅速将部里保管的黄金集中起来,亲自分成很多小包,装入两条布袋,让杨文局缝好。杨文局知道这批黄金是1933年10月红军在四川达县进攻刘存厚部,刘逃亡途中丢弃的。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郑义斋分出大半黄金送给给养困难的红一方面军。
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前夕,又将一半黄金送往陕北中央。为保护剩下的黄金,西进途中几次恶战,许多战士血洒战场。眼下,部队分散突围急需这笔经费,无论如何艰难,也要把它送到石窝山上,交给总部。
夜幕掩护下,队伍分成两路,郑义斋带一个警卫班护送黄金上山,其余人员南向转移。郑义斋与十几位战士,拉着驮黄金的战马越过敌人封锁的隘口,却意外地与敌巡逻队遭遇。交火后,郑义斋命令驮黄金的小张迅速冲上山去,把黄金交给总部。
他与警卫战士边打边往山下撤。敌人越围越多,战士相继伤亡。警卫员曾少章拉过战马,催郑义斋上马冲出去。“不行,要死一块死!”子弹打中他的右臂,少顷胁下左手连续中弹。
这时,只剩下郑义斋和曾少章。敌人叫喊:“他是共匪头子,抓住他!”郑义斋看着小曾说:“向我开枪,开枪!”小曾不忍。“我命令你,开枪杀死我,为了党的光荣!”曾少章开枪后,又打死冲来的敌人然后自杀。
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首长安全返回陕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进新疆。
■宁夏战役的失败,是西路军悲剧的前兆
主持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度把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有关领导陈云、李先念、徐向前、邓小平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得到了还原。那么,中央当时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
夏宇立:1936年夏天,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和红军二、四方面军即将北上陕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计划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打通苏联”,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以推动全国抗战局面,制定了夺取甘西和宁夏的计划,并于8月12日电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这个计划,存有估计蒋介石大军暂时不会来西北、过分依赖东北军、红军行动定在冰期等三个致命缺憾。10月下旬,在国民党大军大举进攻发起后,宁夏战役仓忙发起,不久半途夭折。
宁夏战役失利,不仅致使共产国际和苏联从外蒙方向给予的援助物资全部损失,分隔在河东、河西的红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也成为了后来在河西的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前兆。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中止宁夏战役,转为实行《作战新计划》,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令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陈铁健:1937年4月末在甘新交界的安西红柳园最后一战,为西征的红西路军划上了悲壮的句号。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
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但是,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认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事实上,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南走廊,并未失败。毛泽东当时电令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1936年以后)所加。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
■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陈云同志在1983年初曾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夏宇立: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红军面临的处境前所未有,其战略指挥按说尤其应该深谋远虑,谋定而动。
可是,由于军委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的方针,时时事事以河东暂时局势为转移,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循环往复,变幻无常,致使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这条危机四伏、绝不可久待的“弄堂”里不断消耗。
这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对面临强敌和不利境况的西路军及其身在前线的领导人造成了严重困境。西路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为了坚决执行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以致西路军这支历经十年内战的精锐深陷十倍于己的以骑兵为主的敌军的重重包围,最终惨遭失败。
陈铁健:在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下,21800人的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二误于停进四十天,建立永凉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全军减至18000人。三误于再次西进数日后,又令在高台、临泽集结,待机策应河东,“创造根据地”,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军长董振堂战死。
从临泽突围后,全军尚余14000人,减去伤员、妇孺,战斗人员不足五分之二。当时追敌七八万人,以骑兵为主,居于绝对优势,而来自陕北的电令竟说“西路军多系骑兵”(按:西路军有一个骑兵师,仅有二百人);“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按:马家军几乎全是骑兵,善打运动战),我军“人自为战,即可灭敌”。
四误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兵力减至10000人,请求突围东进,却遭严令阻绝,要求西路军就地歼敌自救。
同时把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粗暴地当成政治问题,把西路军的行动与“国焘路线”挂钩。五误于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又得陕北电令:“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胜利”。
陈昌浩拒绝徐向前的意见,决定服从中央电令,重返倪家营子,严遵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命令甘愿被动挨打。六误于西路军请求中央派兵西援,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而中央迟至3月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约千里之遥的镇原。
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直到3月17日,中央来电为西路军战败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此时,才告知援西军不能西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