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黄超 【黄超被杀经过】李特和黄超被杀经过

共产党的重量级叛徒大人物  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新疆乌鲁木齐)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被枪决了。” 张国焘回忆录中还说:“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四百余人成功逃至新疆。”

张国焘最后总结说:李特、黄超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张国焘回忆录是1961年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撰写的,经过四年埋头写就,共计百万言。以后十几年余生,张国焘基本都靠卖这本书的版权吃饭。

李特、黄超被杀到底是谁下的命令(多数人怀疑是邓发)?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尚无人知晓。黄超的平反早在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实现;李特的平反稍晚一点,19960605  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文件说:“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战功;······他以后的被肃反误杀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延续。”

李特(1902 – 1938),原名徐克勋,号希侠,曾名徐李特,乳名豹子,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白庙乡。1924年,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时,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

与李先念 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邓发 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黄超(1906-1938),贵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时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组织和学生运动。一九三一年四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一九三三年起,先后任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一月,任红五军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任西路军红五军政治委员和西路军工委会委员。

一九三八年春,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黄超原是张国焘的政治秘书,也在苏联留过学,李特跟随张国焘,一直也是心腹。此二人若回到莫斯科,轻车熟路,见了斯大林一告状,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他俩都活不成。

李特、黄超的冤案平反多亏党内有几位高人一直替他们说话:李先念曾经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徐向前元帅曾经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据说李特是师哲的老师。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师哲说:“根据我过去对李特的了解,他是政治上有一定的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的。据说把它处死了,一些人说了李特许多坏话,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说李特不好。”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回党中央机关,后来又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草原,

曾经批评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党内有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其实李特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因该平反了。”

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它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越的环境下,工作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时,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1937年11月,王明与李先念等西路军高级军事干部乘飞机离开迪化(乌鲁木齐),据徐深吉回忆说,李先念告诉他,走时李特、黄超还到机场为滕代远李先念程世才一行送行。根据陕北中央的命令,

一同回延安的西路军师级以上干部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宋侃夫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

留下的有 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静观;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敌工部部长黄火青。留下的高级干部,苏静观与黄火青应该属于应 盛世才要求准备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而李特与黄超,就很有点意味深长了。1938年1月,邓发在迪化做第二次批判张国焘的长篇报告。

1月20日,邓发作出结论。然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李特、黄超还是不同意邓发代表中央所作出的结论。并且发生了冲突,这之后,李特、黄超“神秘”失踪。据《北上》作者刘统(原军科院研究员)考证,在迪化的西路军人员无一人知道他们俩的下落。

据红四方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赴新疆调访资料证实: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营”正在学习,忽然外面来人喊李特和黄超到总队去。此后,李特、黄超再也没有回来。调防人员还查阅西路军余部人员去苏联学习的名单以及去延安人员名单、被 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职的名单,都没有李特和黄超。

根据 《徐向前回忆录》 :徐帅深知政治斗争掺和不得。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多记述。对于长征途中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的方针路线,北上还是南下,开会他很少去,也不掺和争论。他尊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不和中央的领导人发生冲突(不象陈昌浩,曾经组织人围攻张闻天);

但他也还继续听张国焘的话,虽然在回忆录中一再说“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但不管如何辩白,在一、四方面军的斗争中,他以沉默的方式站在张国焘一边却也是事实(这在当时是明智的选择,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力量相当强大)。

就连毛泽东秘密北上前亲自上门征求意见(实质上是劝说徐,瓦解他和张国焘的关系),徐向前也表示拒绝。但他比较聪明,在毛泽东面前,要么不表态,要么就说:我基本同意中央的意见。即便是对毛的当面规劝,也是“不宜分开行动”这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这个理由毛泽东基本能接受)。

从后来毛泽东对待 四方面军人员的态度上看,基本上是以四方面军将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表现来划分的:徐向前、李先念等对中央、毛泽东态度暧昧的人后来境况都还不错;陈昌浩、王树声等人长期受到冷落,至于对中央态度最恶劣的李特、黄超等人则被枪决处理;  张国焘,五四时的北大学生领袖,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多年在党内排名位于前三名。与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友情,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中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也颇受孙中山的赏识,并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中国的前途多次作过深入交流。 如此一位风云人物竟败在与毛泽东的斗争中,最后成了无主孤魂,落得个客死他乡的命运。不过历史从来都是胜者的历史,而败者只能是败者!

张国焘草原会师之后对遵义会议尤为感兴趣,多次与毛探讨再开一次会议全面检讨包括政治路线在内的全部问题。毛一口否定,认为条件不成熟:这不是一、四两个方面军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召开D的全国会议,但现在白区,留守瑞金,二方面军,莫斯科的代表团都没法联系,开不成啊 开不成。

张国焘是一个历史的败者。就气质而言,张国焘更近似于文人,书生气太重,秀才玩权岂能比得上草莽?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有点像后期林彪投奔苏联,真人生绝大的败笔!不过他见惯了共产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想必有避祸心理,何况既不容于毛泽东,王明也挡道在张国焘与斯大林之间,

两边不讨好,延安不能久留,莫斯科不能避难,要保命的话也只好先反了再说。其实他留在陕北的话,可能老毛暂时不会动他; 但是苟活到文革的话,张国焘不可能比 彭德怀、刘少奇、贺龙 或林彪 还福大命大吧 ?

1998年8月31日,安徽省霍邱县民政局收到由省民政厅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做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李特兄弟妹5人,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随柏文蔚讨袁。李特有未婚妻名杨子英,寿县人。杨父与徐浴亭同在湖南为官,两家相处很好而订亲。后来李特外出求学后,曾多次写信回来,让杨子英莫再等他,以免误其终身。

1930年李特由苏联回到上海,曾写信回家,说他已与两江总督罗松亭之女结婚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经笔者调查,罗松亭实有其人,但不是两江总督;此外,经走访与李特同在苏联留学的师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长征时期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他未曾结婚。因此,李特婚否、有无子女,至今仍是个谜。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 预科班。交大是著名学府,有英、美两国的教授,他们讲课都用英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唐山路矿大罢工运动波及各界,交大师生采取罢教、罢课、组织募捐等形式,声援工人。吴佩孚十分恐慌,派一个旅的士兵前往镇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并选派代表集体赴北京请愿,致使军阀内阁倒台。在这次斗争中,

李特不仅表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与 蒋经国曾经是军校同学;李特个子不高,胖脸。到苏联以后,人们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戏称“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李特在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

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工旅莫斯科部 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生兵运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联系,

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苏中兆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之一。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联元帅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

这里有中国学生十多人,除李特外,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于是就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25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显著成绩。

由于蒋介石发动的鄂豫皖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长征胜利结束。

兵败祁连赴新疆

在长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适当时期派遣一部打通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意向。

1935年6月16日,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签署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红四方面军》指出,“(甲)为着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1936年11月12日,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李特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西路军参谋长(实际三把手)。

西路军下辖红5、9、30军,加上西路军总部共21 800人。而面临黄河西岸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及封建军阀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步芳正规军9个旅,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及青、甘保安民团。同时,这个地区气候寒冷、荒凉,物资缺乏,群众基础薄弱。

1936年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11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准备中。”

在此前后,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袭占古浪,攻克永昌,进占山丹。西路军在占领山丹后,数次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激战。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地形不利等原因,虽歼敌8 000余人,但自身也有很大伤亡,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竭力奋战。

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

仅剩下400多名将士的西路军,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西行进,于4月底才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代表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从1936年10月到次年5月,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喋血搏斗,虽在消灭马家军25 000余人后惨遭失败,但在战略上,却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路军包括李特在内的高级指挥员,始终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余下的400多名西路军将士带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

李特被杀

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等率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长杨尚昆、政治委员刘庆南,下辖干部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

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西路军总部及总支队军师级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特、黄巢、曾传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欧阳毅、苏井观等没有在总队安排职务。

1937年11月,李先念奉命调回延安,李特、黄超、盛世才等都到机场送行。1938年初春,李特、黄超被(王明?邓发?等)诬陷为托派,被共产党暗地处决了。

李特在长征途中最大的一次过失,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以至和彭德怀吵架一事。关于这一事件,宋任穷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第20辑中撰文回顾说:“1935年9月10日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公里路,天快亮了,

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于吉楠编著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一书中,关于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李特把陈昌浩的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李特回去向陈昌浩做了报告。”

李特(据说黄超同行)去追赶毛泽东等,是奉命行事。追上彭德怀、毛泽东以后,李特言行可能有点过火、过激,但当毛泽东等人晓以大义之后,李特还是听毛泽东的话服从党中央的。难道这就是李特遭杀身之祸的原因吗?

根据 《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总第82期

(记者)受命于1988年4月12日起开始调访 李特史料。1996年下半年,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中央军委已批准李特为革命烈士,将由总政拟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通知原籍人民政府。笔者随即赴合肥,到安徽省民政厅优抚处向负责烈士方面事宜的某科长查询是否接到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回答说没有。

1997年,再次去省民政厅优抚处某科长查阅,回答仍说未接到通知。1998年8月18日,我无奈赴京求助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虽因负责烈士方面工作的同志赴抗洪前线,未立即得知结果,但我返回霍邱县的第四天,

即8月27日下午2时31分,我便接到总政组织部的电话:“总政组织部于1996年6月27日填发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通知书,以军烈字(96)001号寄往安徽省民政厅。”

1998年8月28日清晨5时30分,我乘霍邱至合肥的头班车赶赴合肥,9时20分,当我站在优抚处某科长面前,述说解放军总政组织部的电话内容时,她竟不耐烦地说,“谁叫你上北京的?”我答:“通知书寄出两年多,当地政府未收到,又到你处查不到,不去北京查行么?”

她无话可说,把档案柜打开,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下署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大信封,她抽出一看,正是李特的烈士通知书。她把烈士证尘封了两年又一个月,毫不感到羞愧,反说:“总政应直接寄到霍邱县,何需由我们转。”   面对年轻的女科长,我又怨、又气,泪水滴在脸上,我喃喃地说:

“年轻人,李特沉冤60载,以鲜血换来的只有一张烈士通知书,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的亲人都没有。他的老母思儿成疾。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准备渡江时,李特的老母端个板凳,步行8华里,到白庙集上,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苦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做梦也想不到,早在11年前她儿子李特就魂断天山了!”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直接因素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

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

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

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有必要提及一位战将: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 何畏,出身贫苦,因对延安 批判张国焘不满,擅自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后期又离开张国焘, 成为南京 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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