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水利发展史上的治水功臣

明代嘉靖年间,曾任绍兴太守的南大吉说:“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绍兴地势自南向北倾斜,南为丘陵,山岭连绵起伏,海拔高度多在20—500米左右;北为湖泊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再往北为杭州湾南海岸线(古称后海)。

区域内自然灾害以洪涝、旱、台、潮为主。严重的自然灾害,极大的破坏了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因而,凡是在越地担任长官的,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越国兴建吴塘、富中大塘;东汉马臻兴建镜湖;东晋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唐朝会稽县令李俊之主持修建会稽海塘;明代戴琥、汤绍恩、刘光复;清代俞卿、李亨特等等,他们都十分重视越地的治水工作,因而为绍兴的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皆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仅举马臻、汤绍恩、俞卿为例,兼述其他治水功臣的治水业绩。

马臻,东汉时期人,曾出任会稽郡太守。马臻在任期间,所主持修筑的镜湖水利工程,除去筑大堤之外,还修筑了许多涵、闸、堰及斗门等配套工程,保证了镜湖之水的安然流进和泄出,方便鉴湖平原九千馀顷耕地灌溉和水上交通。

自此以后,至南宋鉴湖废弃的近千年时间里,基本上消除了鉴湖平原的洪、旱、涝三大灾害的危害,使萧绍平原地区成为我国自汉朝以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汤绍恩,明朝时期人。嘉靖十四年出任绍兴太守。由于绍兴府濒海,常受潮患,每逢台风、淫雨则堤决,海潮汜溢,百姓遭殃。汤绍恩遍察山会平原地理水道后,决定在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三江汇合之处的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建造三江闸,历时六个月完成。

为确保三江闸的安全,汤绍恩又***靖十六年三月,在三江闸附近建造新塘。三江闸的建成,将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完全切断了与潮汐泛溢的钱清江的联系;大闸可以按水则启闭,外御潮汐,内则涝排旱蓄,使三江大闸真正成为绍兴平原的排蓄总枢纽,基本上排除了萧绍平原的水害。

俞卿,清朝时期人。康熙五十一年,俞卿出任绍兴知府。其时,正值台风海潮侵袭,山阴、会稽、萧山等海塘接连被毁,俞卿至任后,立即奔赴山阴、会稽等海塘缺口视察,并立即组织人力抢修海塘。由于政绩卓著,在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八月,上虞海塘受到海潮侵袭尽溃,乾隆下诏“还郡侯选”;浙江总督与巡抚拟其负责上虞海塘修复。

在升调与留下修塘两者抉择之间,俞卿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说:“此工不完,后将谁任?设官为民,民事未周,虽超擢不愿也”。俞卿还主持疏浚了绍兴城内河道,尽拆城河水阁,使来往舟楫方便无阻,又改建斗门老闸。在越十二载,俞卿为治理绍兴水害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观绍兴水利发展史上治水功臣的治水业绩,大都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以父母官自命,甘愿为百姓除灾谋利。
治水工作的环境极其艰苦,施行周期较长,且往往牵涉当地广大百姓与贵族豪门的自身利害,因而容易引发复杂的矛盾冲突。

马臻身为会稽太守,目睹山会平原经常遭受水旱灾害侵袭,人民生活不保的隐患,认为只要水利环境得到改造,就能改变灾害频袭的状况,从而有利于广大百姓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且能造福于子孙后代。

但山会平原南部地区,早已得利于富中大塘和庆湖的开发,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强,且富豪大族大多居住于此。因此,在这里筑堤蓄水建湖,势必会侵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农田受淹,房屋动迁,祖坟易地。且会稽富豪大族与朝廷大官多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得罪他们,轻则名利受损,重则丢官丧命,风险很大。

权衡利弊,孰重孰轻,以会稽人民父母官自命的马臻,坚持将山会地区的长远发展和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不顾富豪大族的反对和幕僚的劝说,毅然决定兴建鉴湖。

鉴湖兴建之初,不仅遭到居住于山会平原南部地区的世家大族的反对与抵制,也因鉴湖工程的庞大,徭役十分繁重,官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因而导致一部分百姓怨声载道。

那些自身既得利益受到触犯的豪门贵族们,千方百计编织罪名,状告于朝廷,欲置马臻于死地。而昏暗的朝廷也不加辩析,听信谗言;马臻终于死于腐朽势力的屠刀之下。后来朝廷派员实地调查核实,发现所告之人名皆是死人之名。

至此,马臻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三江闸建设之初,由于造闸及填塞闸口的工程艰巨,汤绍恩曾动用四县民夫数万人。当时有许多百姓怨声载道,并且消极怠工。汤绍恩不为所动,他说:“此时民虽怨我,然闸成之后,比户盈宁,当感我不暇矣。

”坚持建闸的决定。汤太守经常出现在工程现场,了解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在建造新塘过程中,由于塘基筑于近海,潮汐冲刷频仍,施工十分难巨:先是投以铁块,结果被潮冲走;接着又用装满碎瓷片、破犁、废釜的竹篓沉入海底,又以大石置于海底,终于筑起拦潮大坝。

2.因地制宜,科学治水。
兴修水利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马臻在兴筑鉴湖前,曾深入实地踏勘。他充分利用会稽郡南高北低,即山——原——海的台阶式的特有地形,又巧妙利用原富中大塘的古道,在此基础上东西向修筑围堤。

会稽山的三十六源之水和山麓湖泊,拦蓄为巨大的库容,自然的形成了湖高于田、田高于海的灌溉泄涝的蓄泄机制。天旱时打开闸涵,将充裕的蓄水灌溉农田;雨涝时,关闭闸涵,放农田之水入海。山洪来时,除鉴湖本身泄洪外,又可打开斗门泄洪。

东由曹娥斗门、蒿口斗门排入曹娥江;西由广陵斗门、新泾斗门排入西小江;北面由玉山斗门经三江口排入海。另一治水功臣明代成化年间绍兴知府戴琥,上任后即对绍兴府所属八县的山川形势、水源、河江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以求其利之所在与夫害之所必至,备得其实。

”在全面掌握山会平原河道、湖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于成化十二年,创建了一座用于控制和观察水位的水则,安置于城内佑圣观前的河道中,并将水位调控的原则和方法刻在石碑上,即《山会水则碑》立于佑圣观中,便于对照执行。

这座水则的建立,标志绍兴山会平原河湖水利的调控和管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汤绍恩兴建的三江闸在鉴湖侵废后,终于稳定了绍兴水利格局,发挥效益达400余年。

从其规划设计上看,一是立足于萧绍平原的大局,在浦阳江继续拓宽浚深碛堰,加大其下泄流量;又于浦阳江边建茅山闸,这样,既利天乐乡水源排泄,亦利于天旱引潮灌溉萧绍平原。在曹娥江建蒿坝清水闸,引曹娥江水补充河网水量或用于闸下冲淤,形成了完整的萧绍平原灌溉排泄体系;二是在闸内建、撞塘、平水三闸,“以防大闸之溃”;闸外“建石塘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患”,确保大闸的安全。

在施工技术上,闸基“其底措石,凿榫于活石山,相与维系,灌以生铁,铺以宽厚石板”;闸墩全部采用大条石砌筑,每块均在千斤以上,“各隔五洞,置一大桥墩。惟近要关,只隔三洞。”桥墩一般“砌石一层,封土一层,石愈高则土愈高。

”石与石“牝牡相衔,胶以灰秫。”闸墩两端“则剡其首”,形如梭子,以顺水流,顶层覆以长方体石台帽,上架长条石,铺成闸面;墩则刻有内外槽,放置双层闸门,闸底设内外石槛,以承石板。可见三江闸的施工技术在当时已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

3.积极筹措治水经费:官员带头捐金,地方士绅慷慨资助。
水利工程在兴筑、维修、保护上的经费开支十分庞大,往往由地方主管官员筹措,主要来自本府本县的经费和上拨经费,以及按水利工程受益田亩分摊的民间经费,地方士绅、富商赞助经费。

汤绍恩主持三江闸工程经费达5000余两,除从府县筹措经费外,他多次亲赴省衙要求拨款;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捐助薪金,并发动山阴、会稽、萧山三县人士解囊相助。

店肆、作坊中那些积极出资者,汤绍恩亲书匾额赠之。其后,三江闸经历了万历十二年、崇祯六年的两次大修;清康熙二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道光十三年,又有三次大修。正如余煌所言:“闸工之修,大抵五十年而一举。”其中万历十二年的经费,乃由当时绍兴知府萧良干筹集,上报省衙发银1300余两,外加附闸沙田的田亩租金所得。

清康熙二十一年的大修,“不加税一亩,不擅役一丁,不科派一家”,全部经费由时任福建总督的会稽人姚启圣,“独捐数千金”支付,由时任绍兴知府王之宾主持。

康熙五十一年,俞卿修山阴海塘,需费银1600余两,俞卿个人就捐资了一半。由于海潮冲毁土塘,只得改建石塘,除上拨5000银两外,动用府库、采用亩摊办法等途径来筹得银两。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海潮汹涌,数日不通,而石塘巍然屹立,足见修塘成效显著。受山阴海塘的启发,会稽、上虞两县照例兴筑石塘。会稽县照山阴县例,可得银1.78万两,由于会稽海塘工程浩大艰巨,所费巨大,为此,浙江总督巡抚捐银3000两,俞卿吁请上司动支山阴、会稽、萧山、上虞俸银一年,得银3700余两,又与会稽令张我观先后捐银1100多两,共用银2.

57万两,终于完成了会稽3000余丈石塘的修建。
4.强化水利工程的维护制度,专人负责,奖惩分明。

水利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也是一项跨村、跨乡,甚至跨县、跨地区的浩大工程,其涉及的地域广、人口多;因此,必须制定统一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便人人皆能自觉遵守执行。

《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了鉴湖堤防的管理与维修:“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直,民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若乙限坚完,则终岁无役。”五代***王钱,十分重视鉴湖的管理和维修,浚治湖底淤泥,培修堤防,维修斗门、闸、堰,加强水政管理,不允许豪强侵占围湖。

汤绍恩主持修建的三江闸完工以后,制订了严格的启闭原则和必须“配以闸夫”的专人负责制度。其后,绍兴知府萧良干,主持了三江闸的大修,完工后,又制订了更为详备的管理制度《萧公修闸事宜条例》,如确定专人管理;启闭规则;启闭官的职责;闸夫人数;山阴、萧山两县应交纳塘闸管理维修经费;及其当地渔户与闸夫违反规定的处罚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康熙五十一年,俞卿出任绍兴知府,次年着手疏浚城河。他亲自察看沿河设障淤积情况,召集城中士绅代表,晓之以理。于是,政令一出,沿河桥阁数日拆除,虽势家也莫敢耽搁。为了把保护城河畅通无阻,形成为一种制度,俞卿又于康熙五十四年立《禁造城河水阁碑》两处,分别立于城中府仪门和江桥张神祠,申明“河道犹人身血脉,淤滞成病,疏通则健,而水利之复,从此文运光昌,则源丰裕,实一邦之福,非特官斯士者厚幸也。

”并指出破坏河道者要严格按律治罪。这些恩威并举的措施,保障了城中河道的畅通无阻。乾隆五十五年,李亨特出任绍兴知府,上任伊始,他就把水利放在治政的重要位置上。

针对府城河道乱设水阁,乱建木桥、石条,阻碍交通的情形,特立《禁造城河水阁示》牌,限令建造者在二十日内拆毁,如敢拖延违抗者,除派官员随带工匠拆毁外,将对建造者按侵占罪论处。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城中河道再次得以畅通无阻。

“太守清,河水清”---这是绍兴人民对历代来绍主政官员治水政绩的赞誉之辞。历经两千余年,依旧雄伟壮观、金碧辉煌的治水先祖——大禹陵;历经一千余年,依旧保存完好,位于偏门外的马太守庙,马臻墓;虽已废弃不用,但依然保存的汤绍恩主持的三江闸工程遗迹,及时人为纪念他而建的汤公祠。

除此之外,又有保存完好,遗留于今,表现历代治水功臣的治水业绩的各种遗物:如戴琥创立的《山会水则碑》、《戴琥水利碑》和《重修三江闸碑》;俞卿创立的《禁造城河水阁碑》。还有保存的大量的纸质文献记载。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如今的绍兴人民,对历史上越地治水功臣的崇敬和难以忘怀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