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桐庐 一个真实的马一浮——读《马一浮与现代中国》(第2页)
例如,马一浮的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悲观、出世与归隐的倾向,并往往被人们所批评。作者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马一浮衰落的家庭背景对其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却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传主一种从柔到刚的转变,它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典型意义。
作者指出,悲观与乐观、出世与入世、虚无与革命理想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创造不可分离的两极。在马一浮的身上,同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一样,也正是那些消极退隐的成分为其思想和诗歌增加了深度和力量,成为其创造的源泉。在分析马一浮的留美的经历和从向西方寻求真理到回归传统的急遽转变过程时,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现代中国思想进程的普遍特征,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普遍的意义。
马一浮与二十世纪儒学的变迁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作者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诗歌研究,马一浮与其他儒者的关系等方面次第展开,以具体的事例展现现代中国的儒学困境和马一浮的思想转换的历程。作者在分析了复性书院的成败之后指出,复性书院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动摇于超越的道和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张和两难状态,它的命运也就是传统和现代儒学演变的真实状态。
作者并不是从简单的概念出发得出这一结论,而是通过马一浮的一系列诗歌来分析他1949年后对儒学态度的变化,这对全面理解现代新儒学的变迁有重要的启迪。
作者指出,二十世纪的儒学是一种从理想走向现实、从神秘走向理性和经验的过程。作为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重要先驱,渗透于马一浮思想和诗歌中的那种神秘的热情,是他与后来倾向于现实和政治的新儒学的重要差别。
马一浮清末已有文名,他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圈子中影响颇大。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仍称他为“大儒”,但就是他第一个将《资本论》引入中国。1921年夏,二十八岁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夕,从北京去杭州拜望了年长其十岁的马一浮,并“经马一浮先生的推荐,读其所赠宋儒杨慈湖、明儒罗近溪著作,开始在自己思想中,升高了儒学的位置”。
八年后,“大病几死,誓愿尽力于先圣哲之学”的熊十力将其最重要的《新唯识论》的手稿托其学生送与马一浮请教,请他修改、作序并帮助出版。
这些史实表明,马一浮作为“一代儒宗”虽然不像梁漱溟那样声名卓著,也未能像熊十力那样培养出优秀的弟子,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在新儒学运动中的先驱地位。不过仅仅把马一浮视为新儒学运动的先驱,在某种意上是小看了马一浮身上传统文化的根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丰子恺就称他为“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对佛学的精深理解,在学界称之为“南马北汤”(汤用彤)。至于他的诗词,贺麟认为是“我国当今第一流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