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简介 聂华苓:三生三世在水边
●武汉,三斗坪,长寿,重庆,南京,台北,每个渐行渐远的地点,都留有聂华苓百感交集的回忆,也踩下了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仓皇足迹。流年似水,往日的颠沛、苦涩,叶落成泥,化为作家的养分。
●聂华苓的丈夫保罗在中国最喜欢两个地方,苏州和成都。都江堰让这位诗人惊叹不已。1980年来成都,他们很过瘾地欣赏了几出脍炙人口的川剧,印象至为深刻。
从此流浪
聂华苓在自传《三生影像》里回顾: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都是在水边度过的。
她1925年生于武汉,家境优裕。10岁那年春节,父亲去世,孤儿寡母从此与阴风惨雨相伴。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汉,母亲带着聂华苓和弟妹逆长江而上,木船涉激流险滩,如枯叶般旋转沉浮,命悬一线,回到宜昌三斗坪,母亲娘家的老家。
14岁那年,聂华苓从三斗坪搭小火轮去巴东,然后乘汽车到恩施,再坐滑竿到屯堡山里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她说:“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15岁那年初中毕业,聂华苓和两个同学搭上木炭车前往陪都重庆,想考国立高中。盘缠不够,路途艰险,幸而巧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也是湖北省联中的校长,得以搭车。而陈诚的副官竟然是聂华苓父亲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绝路逢贵人”,得到意外照顾,顺利抵达重庆。
在重庆通过考试,聂华苓被教育部分发到长寿栀子湾的国立十二中念高中。校舍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大门内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前院几间屋子作教室,院子里有棵大桂花树。高高的门槛挡开后院,正房和两边的厢房是我们的宿舍。”
40多个女孩一个班,上课、看书、写信、织毛衣、啃地瓜,每天倒也过得充实。有时候,某个同学无意间哼唱起一首歌,女孩子们就不知不觉应和起来,一首一首唱了下去:“……游子吟,在太行山上,开路先锋,热血歌,燕子,嘉陵江上,夜半歌声,黄河之恋,黄河之恋,义勇军进行曲,念故乡。我们的歌中有国有家,也有我这个独立的个人。”
生活很清贫,夜间自习就着昏黄的桐油灯,吃的是掺着糙米、沙子、石子、稗子的“八宝饭”。哪个好友的家里寄钱来了,大家就去村里打牙祭,大吃一顿豆丝、豆皮。国难当头,这些女孩子情深谊长,向往想象中大义凛然的哥们儿气派,还“自有一分生死与共的义气,都是要献身救国的人嘛。”
高中毕业后,聂华苓进入抗战期间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受教于楼光来、柳无忌、俞大絪等著名教授。1944年,正值抗战后期,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外文系许多男生从军去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们返校继续学习。大学岁月,聂华苓既品尝过不知国家是存是亡的忧患,也享受过抗战胜利时普天同庆的狂欢,还目睹过内战爆发后校园里激烈的学生运动。
1948年,聂华苓大学毕业,留在南京当中学教师。大学同学、未婚夫王正路回了北平,平津战役开始了,聂华苓乘坐从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班飞机,前往岌岌可危的古城,她是飞机上唯一的乘客。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在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枪炮声中,王正路兄弟俩同时结婚,聂华苓学着嫂嫂,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北方大家庭当循规蹈矩的媳妇,当得颇为压抑。此后她与丈夫返回武汉,同母亲弟妹经广州到台北。1964年去到美国爱荷华。
1978年,去国离乡30年,聂华苓才与第二任丈夫保罗和两个女儿从美国重返家园,一处处踏访故地。此后她经常回国,足迹遍及江南江北。
保罗在中国最喜欢两个地方,苏州和成都。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让这位诗人惊叹不已。1980年来成都那次,他们很过瘾地欣赏了几出脍炙人口的川剧,印象至为深刻。聂华苓回忆,当时著名演员陈书舫已经50多岁,身患重病,但她在《花田写扇》里扮演十几岁的丫鬟纯莺,依然“玲珑乖巧”。
年近七旬的川剧名丑周裕祥扮演《花子骂相》里的孙小二,“每一小动作都是戏”。这些川剧大家的精湛表演,令保罗惊叹不已,他也穿上戏服,拿起折扇,兴致勃勃地登台模仿了一回,赢得满场掌声。
红楼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几年,母亲去世,女儿幼小,婚姻搁浅,更受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停刊的影响,聂华苓的处境、情绪都陷于低谷,恐惧、寂寞、穷困,如影随形。
1963年的一天,她应邀参加一个酒会,到了五点半时,心绪寥落的聂华苓还在犹豫是否前往。酒会六点钟结束,将近六点时,她才勉强赶去,见到保罗·安格尔。保罗是美国著名诗人,1942年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遴选全球的著名作家来爱荷华授课、翻译、创作,将此地发展成美国文学重镇。
余光中、白先勇等都是60年代被保罗从台湾选拔而去。1967年,保罗和聂华苓创立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一批各国著名作家到爱荷华写作、研讨。
萧乾、王蒙、吴祖光、丁玲、张贤亮、王安忆、苏童等中国作家,都曾受邀来到爱荷华。在他们年复一年的努力下,爱荷华接待了全球数十个国家、地区的作家,其中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等。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享誉世界,也带给聂华苓夫妇至高荣耀。
聂华苓1964年前往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丈夫王正路1957年就去了美国,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们1965年离婚。保罗离婚后,1971年与聂华苓结婚。结婚前一天他俩去首饰店,保罗问她要什么样的戒指,她说:最便宜、最简单、最细的小圆圈。
从此,他们在爱荷华河边小山上那幢胭脂色红楼里,度过了难舍难离的每时每刻,直到1991年3月,比她年长17岁的保罗在芝加哥机场突然倒下。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用了最心满意足的语调,讲述这段圆满的“红楼情事”。他们相守27年,有妙不可言的心神相通,“每一刻都很满足”,“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保罗离开后的日子,她觉得都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枝繁叶茂
1949年,到台北后的聂华苓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胡适任发行人的杂志《自由中国》即将出版,主持人雷震需要人管文稿。聂华苓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她被朋友推荐去工作。进入杂志社不久,她就开始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雷震读后很赞赏,让聂华苓做文艺编辑,后来又吸纳她加入编辑委员会。
当时台湾文坛充满反共八股,其他风味的文字很难问世。《自由中国》杂志的文艺版却自成一格,发表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等隽永、雅正的纯文学作品。
在《自由中国》工作的11年,聂华苓如鱼得水,受益一生:个性受到尊重,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
《自由中国》刊载的呼吁民主自由的社论刺痛当局,雷震组织新党的行为更被定性为叛乱。1960年,雷震等人被捕,杂志停刊。聂华苓被迫闭门索居,幸而尚能写作,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就写于那段最黯淡的日子。1962年,台静农亲自上门,请她到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文学创作,“从此我在台湾又见天日了。”后来,徐复观教授也邀她去东海大学当副教授。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聂华苓的父亲在平越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去世,他死得突然,抛下两房妻子、8个子女,聂家天塌地陷。聂华苓以后对政治有本能的疏离,她只对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观察的兴趣。然而,那一代中国人身上,特别凸显了时代悲情与个人命运的不可剥离。
战乱、流离;恐惧、忧愤;大江大海、骨肉分离;民众之声、威权政治……武汉,三斗坪,长寿,重庆,南京,台北,每个渐行渐远的地点,都留有聂华苓百感交集的回忆,也踩下了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仓皇足迹。
远走台北,再停驻爱荷华河边,但青少年时代在长江、嘉陵江边的岁月,江流雄浑,峡谷险绝,流光碎影,喜怒哀乐,都最难淡忘。聂华苓为读者熟知的《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都有密密匝匝的往事萦回。
自然风物,国难家仇,人情冷暖,世态万象,全部从笔底纷至沓来——三斗坪、瞿塘峡、重庆……家族恩怨,异乡往事,激越少年,迷惘青春,还有在战乱中挣扎求生的人们,他们残酷的处境,荒谬的经历,分裂的性情,都镌刻着国土悲剧,时代苍凉。
流年似水,往日的颠沛、苦涩,叶落成泥,化为作家的养分;沿着记忆之流回溯,也让聂华苓部分释放了异乡人的故园之思。
去到美国后,聂华苓依然写作、翻译不辍。她一生著述丰厚,出版过几十本小说、散文、学术专著和翻译作品。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她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他们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的不寻常贡献。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夸赞她:“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
聂华苓《三生影像》的序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熟悉她的作家李锐认为,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