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的后代 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

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

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

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

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

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

”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

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

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