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段寒之 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之谜
但是,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
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但是由于其间所存在的避讳原则和利害关系,他们的回忆却使这一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
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
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王力称:“王力不知道有‘军内一小撮’这个词。武汉事件后,讨论对七.二〇事件的宣传口径时,康生提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康生给在上海的汪东兴打电话,要汪东兴报告毛主席,请毛主席批。
毛主席批了。于是武汉事件的宣传,就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王力这时因为腿被打断,请了假,没有工作,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不是王力管的。这时报上出现了一系列‘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这同王力无关。
”(王力《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他指出:“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
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但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今天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错误了)。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明明与总理没有什么关系,总理反而承担了责任,说这是我们中央同意的”。
另外,王力还提到:“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时,陈伯达正在我的房间里,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要肯定军队‘支左’成绩,说军队一些好话。主席说过,解放军没有地盘,不是为了自己。但是还是加了几句。这篇稿件,未送总理和康生,就发了。通篇调子很高,对于冲击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对此,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关于“八.七讲话”,王力为自己辩解道:“这次谈话完全是偶然要我去谈的。那天晚上中央文革的人都有事出去了,我一个人负伤在家,所以才叫我谈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两个任务:一个是了解一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第二个任务是要了解外交部一个群众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叫‘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同中央文革的负责人。
认为八月七日以前关锋、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尤其集中说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同总理不一致。
中央文革认为这很严重,是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中央文革他们认为戚本禹对,给我的任务一定要保护戚本禹。还有保护总理,说总理也对,说总理同中央文革没有分歧,在对陈毅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所谓的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多数是攻击戚本禹,可是这次我的任务就是得说戚本禹对。
我当时也没有认为戚本禹不对,因为这些话不是戚本禹的,他说的‘群众喊打倒陈毅就让他去喊吧’,是毛泽东的话。我当然得说戚本禹对,我如果说戚本禹不对,那么毛泽东不是也就不对了吗?另外还要说周总理也对,反对周总理不对,谁反对周总理,绝对不允许。
涉及实质问题的就是这个,我就得这么去说。我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他强调:“该怎么说也不能由我定,他们定了怎么说我就得怎么说。
我根本不是去发表一个讲话,我也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问他们情况当中,我作了一些插话,要我表些态,我就表了一些态。这个表态当时还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八月七日或八日,我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姚登山等人,很短,这是我的正式态度。这封信他们公布了,周总理看到了,看后他说他放心了。”(王力《“八.七讲话”》《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但是王力的“八.七讲话”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使外交部本来就不稳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1967年8月19日发生了外交部造反派夺权事件,22日又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23日凌晨,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同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谈了话,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随行的还有陈伯达、谢富治。
周在谈话中提到,“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宗道一《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文史精华》1998年第11期)他还多次批评造反派负责人:“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
”“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随行的陈伯达也指出:“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
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周恩来陈伯达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的谈话(1967年8月23日)》)
随后不久王力、关锋就被隔离,被要求“请假检讨”,四个月后,戚本禹也被要求“请假检讨”,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趋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8.7”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王力称:(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
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
”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
……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八月三十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关锋不是因为这些事,而是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抄出一个反动传单,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这个传单就放在桌子上,让人抄。传单的背面有关锋夫人周瑛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其实,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就会判断这完全是诬陷。这个过程,我完全清楚,因为在中央领导人传阅文件时这个文件还是传给我看过的。打倒他主要是因为借助了这个背景。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
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
他说:“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
”在这里,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
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
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被投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秦城。
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
《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指出:“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王力《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〇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