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下派干部魏树旺 不是“大换血” 中央下派大批干部任职黑龙江
南方网讯 “我们党政领导班子正在现场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为一时不能为灾民解决问题而焦虑。”6月12日深夜1点多,记者就宁安市沙兰镇洪灾情况致电牡丹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耀新,他回复了这样一条短信。
李耀新是2005年3月底中组部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提供干部人才支持,转任到东北的干部之一。
“实际上,最后确认到黑龙江省任职的26名干部中有二人因故没能到位。”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此前,在2005年初,中央还向黑龙江一次性选派了6名副省级干部。黑龙江政坛一时引人注目。
2005年5月底,记者对黑龙江部分转任(挂职)干部进行了回访。试图记录下他们转任前后的心路历程。
这些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官员来到黑龙江这一方水土,是否会“水土不服”,能否迅速融入当地政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事关中央为振兴东北而实施的人才战略的成败。
“不是大换血,和田韩案无关”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提供的信息显示,一部分“外来官员”已经进入省委、省政府及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及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人事厅厅长、交通厅副厅长等职务;另一部分则进入各地市(县),担任党政领导班子的副职。
在向黑龙江省下派干部的同时,中央还向辽宁省输送了33名官员,向吉林省输送了35名官员。此次转任(挂职)黑龙江的干部虽然较吉林、辽宁二省少,但因黑龙江政坛腐败案频出,这24人的所作所为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黑龙江省14个地级市(包括一个行署)的党政一把手几乎都被换了。你别问哪些市换了书记、市长,要问哪个市还没换。”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说。
事实上,黑龙江政坛自2004年以来,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整过程。黑龙江省委办公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自2004年底,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等5名副省级干部被免职后,22名市委书记、市长及省直主要部门正副厅级干部也先后被免职或被责令引咎辞职;一些涉及田韩腐败案的官员正在接受纪委或司法机关的调查,有些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程序。
5月初,黑龙江又有一位副省级领导干部因涉韩桂芝案被免职。外界曾盛传,黑龙江进行了干部“大换血”。
谈及人事大调整,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配合东北振兴的,不是外面有些人所说的东北的干部要大换血了,这和田韩案件无关。”
宋对下派干部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融入,而非‘混’入当地的风土人情,省委保证他们有职有权,独当一面,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领导才能。尤其是希望他们能够为黑龙江政坛树立新风,重树黑龙江干部形象。”
从上海来的“新牡丹江人”
3月29日,在当地的党代表大会上,李耀新以全票当选为牡丹江市副市长。此时,是李耀新从上海市嘉定区调任牡丹江市的一周之后。
今年44岁的李耀新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1991年12月,李耀新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工程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政府财贸办研究室工作,曾任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区县经济处处长、农村经济处处长;2003年1月任上海市嘉定区副区长。
李耀新又是具有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布局实战经验的官员,在上海市发改委工作的十年,他见证了上海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过程,并参与了上海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嘉定区,他分管综合经济工作,同时分管上海国际汽车城和上海F1国际赛车场的规划建设工作。
这样一位既有高学历、又有着丰富的多岗位工作经验,在企业、政府、研究机构都曾历练过的官员在上海市也是凤毛麟角。
李耀新从政之路的改变发生在2004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姜斯宪、副部长路凤妹代表组织与李耀新谈话,请他考虑到黑龙江省任职。
历史上,上海干部到外地任职或挂职多是在江浙、广东或山东等地;近十年来,上海几乎没有干部到黑龙江任职。这次中央给上海市委组织部只有一个名额。
消息迅速在上海政坛传出,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到边陲黑龙江任职,而非挂职,李耀新无论就任与否似乎都有着一层悲壮色彩。
父母一听这消息,血压当时就高了。此外,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中,自己和妻子已经多次长期分居,除了对家人的担心外,李耀新尤其放不下的是他在上海打开的工作局面。
“在嘉定区任常务副区长时,我们在投融资上已经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当时正在筹建轨道交通站点综合开发与地铁大平台建设,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可以说,无论是事业平台还是工作氛围都非常好。”
但李耀新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最后给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回答是:我的“底线”是服从组织安排。
3月16日,李耀新从上海到中组部报到,一周后李耀新和二十四名干部飞赴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当天下午,李耀新在牡丹江市委组织部长毛维山的陪同下,在绥满公路上奔驰了四个小时后到达牡丹江市。
三月的上海已繁花似锦,而东北边陲牡丹江仍然积雪未消,没有一点春的消息。
“可以说,我是以一种‘底线’的心态走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的。但为官一方和做学问不一样,既然选择了,就要负责;对自己负责更对组织和一方百姓负责。”
李耀新到牡丹江后分管市发改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环保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
“我来了,能为这个班子填补一小块空白,我希望这个班子能够得团体冠军。对黑龙江省和牡丹江来说,大乱之后是大治,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李耀新说。
“来到牡丹江一个月我感到困难还是比想像的多,但前景比想像的好。说一帆风顺如鱼得水是假话,但说步履维艰也没有那么严重。在一地任职,摆正位置和心态很重要,牡丹江振兴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关键几步上与其做一百件事,不如做好几件事关转轨与全局的大事。”
李耀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觉得我不是孤单一人,对我来说到牡丹江任职是人生的一个体验和挑战,作为加入国家振兴东北战略的一名新兵,能够在黑龙江这块黑土地上锤炼自己,为牡丹江这座城市描划发展蓝图,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难得经历,更是我个人的偏得,对此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北京人”二十年后的回归
“对我来说,到黑龙江森工系统任职,是二十年后的回归。”黑龙江省省长助理、省森工总局党委书记张孝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说了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在短短的几天内,自己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想不到会在二十年后与林
业重续前缘;想不到黑龙江森工企业的困境和自己肩上的担子是这样沉重。
张孝廉此前是北京市房山区区长。2月4日,北京市委组织部代表中组部与张孝廉谈话,在“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张孝廉得知了自己将转任到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任职的消息。
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横道林场的张孝廉,1986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由于籍贯在东北,熟悉东北的风土人情,又属林业科班出身,是中央选任张孝廉到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任职的考虑之一。
“我有过彷徨,那几天甚至彻夜难眠,但使命使然,我别无选择。”张孝廉说,“没有担忧是不可能的。我在北京得到的方方面面信息比较多,黑龙江政坛震荡通过新闻媒体已经渲染得很厉害,当时许多人的判断是,黑龙江的政治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从政的规则被扭曲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去为官,许多朋友表示担忧。”
“但林业对我有养育之情,我是林业子弟,虽然工作20年来一直和林业无缘,但我从未断过和林业的联系。对东北林业的危困状态我一直很关注,内心深处一直企盼林业能好起来,重振辉煌。”
尽管临行前张孝廉对此行的困难有过充分估计,但他没想到任职的第一天就遇到尴尬:1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因御寒金的发放问题而上访,围堵省森工总局机关大门。
张孝廉了解到,黑龙江森工企业全行业亏损6000多万,工资拖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发放御寒金不太可能。但总局和管理局两个机关还在发放这笔费用,这是引起群众上访的直接原因。而这一问题多年来无人敢碰。
调查清楚后,张孝廉决定从局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中扣掉这22.5元御寒金,不再搞特殊化。
“到黑龙江任职,我感到最难的是如何解决180万林区群众收入低、增幅小、改善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有,潜力也有,关键是站在群众的角度想实招,给群众办实事。”张孝廉深有感触。
从西北“转战”东北
大庆市委副书记忽培元是24名下派干部中惟一有过从西北“转战”东北经历的正厅级干部。
1996年10月,忽培元从全国政协秘书局的岗位上到延安地委挂职锻炼,任地委副书记;2001年5月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正厅级)。
就这样,忽培元在延安一呆就是八年,直到2004年4月才回到全国政协秘书局;同年8月,调任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任司长。忽培元回到北京刚刚一年,又要“转战”黑龙江,到大庆任副职两年,对中央这一决定,忽培元并没有感到意外。
“来之前,研究室主任找我谈话,表示我只是挂职,如果不适应,可以随时回来。而‘铁人’精神一直是大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大庆的,到这里工作我并不后悔。”忽培元说。
忽培元的爱人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得知忽培元又要到东北工作两年,有些微辞,但最后还是理解了。
“共和国的工业基础在东北,在我的思想深处,从来没有小视过东北。东北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不错。就大庆来说,尽管这次黑龙江政坛震荡,有许多干部事涉田韩案,但石油系统出来的干部,没有涉案的。”
采访中,忽培元很少流露个人的感情,但记者最后仍在其赠送的《延安记忆》一书中,看到了他性格的蛛丝马迹,这本书是他在延安任职八年的一个记忆,书的跋中写道:
“不墨守成规和不迷信时尚,是我不安分与不无保守的矛盾性格体现。于是我感到孤独。如果有人硬要逼问自己,何以来到这里,何故做着一切?只要健在,就要执行,不必刨根究底,一切都将被历史收藏。”
新人发现的老问题
通过与黑龙江官员、民众的接触,张孝廉感到黑龙江与北京存在较大文化差异。
“主要是两种文化‘错位’的现象:一是礼仪文化的错位,这主要体现在同志间的交往上。在北京大多数干部心里会有个‘警示牌或高压线’,就是说大家很清楚交往中什么线不能碰,不能越,但在黑龙江,一些人容易把同志情和朋友情混淆;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和风俗的错位。在黑龙江有些人已经形成一种判断——没有钱办不了事,等价交换甚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下派干部到黑龙江任职的当天,省委书记宋法棠和下派干部集体谈话,宋特别强调这些从经济发达地区来、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精英们,能够对龙江礼仪文化的更新做出贡献。
两个多月的工作中,张孝廉感到,绝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黑龙江的干部,在尊重习俗的同时也要为改变一些不恰当的工作交往方式以及观念作出表率和努力。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难题就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大庆石油已经开始减产,应该未雨绸缪,这是忽培元经常思考的问题。
忽培元介绍道,2004年,大庆的GDP达1240亿,上缴利税收入840亿,自大庆开发以来,累计给国家上缴一万多亿的利税,大庆一直是全国第一利税大户。
“但大庆这些年奉献太多,而国家的投入却太少。”忽培元表示,“像大庆这样的城市,现在提出转型正是时机,大庆现在还是产值高峰期,积极推动城市转型和产业优化调整是当务之急。辽宁阜新是一个例子,不能再等到资源枯竭时转型。到那时候,谁来为历史负责?不能都推给总理吧?”
李耀新身上也有学者似的固执。在牡丹江任职一个月后的一次常委会上,他说了比较“冒”的话:来到牡丹江生活工作上我都很适应。惟一的不适应是,这一个月里我没有接待过一次内商和外商;几乎天天开会,都是小循环;而对一个城市来说,招商引资显然是发展的第一要务;对此我很有些急躁情绪。
对于这些外地来的干部来说,他们和本地官员不同,往往能够看出一些问题,并尽快指出,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很多。
下派干部的历史
中央和省委希望外派干部与当地干部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融入。张孝廉对此的理解是:“明确使命、做出贡献、树立形象。”
大庆市委书记盖如垠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谈到干部异地任职,他认为,这一人才战略给黑龙江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些干部下车伊始,便开始调查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找路子,出点子,迅速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给黑龙江干部作出了表率。
事实上,在近些年,如此大规模向一个地区派出干部还不多见,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示了中央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视,而振兴东北,关键在东北的官员能否被“激活”,从外面派这些干部就是承担这样的使命。
在执政党的历史上,向东北大规模下派干部已经有过先例,在抗战时期,中央曾经向东北派过很多干部,为后来东北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中国的最重要工业基地,中央政府在解放初,就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去东北,1951年,朱镕基同志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任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此后,东北成为共和国建设的重要人才输送基地,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销,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据记者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也曾向广东等地下派干部,中央政府此种调整干部的方法,一般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桥头堡,中国改革开放成蔚然之势,很难说和这一干部调整方略无关。
2005年中央下派黑龙江干部
共24名下派干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也有一些人来自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等中央国家机关;他们中有10人为转任,另外14人则挂职两年。24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大54岁,最小36岁;全部具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博士2人,硕士11人,正、副厅级干部占了绝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