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蒲松龄 蒲松龄是个啥样人

蒲松龄的道义责任感,促使他采用文学的形式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他以自己毕生精力写成的《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如《考城隍》、《张诚》、《青梅》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原因就在这里。

除《聊斋志异》以外,蒲松龄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杂曲。如果说在《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的话,那么,在通俗杂曲中这种内容的作品就占据了绝大的分量。如《墙头记》谴责了只顾土地钱财,不管父亲死活的儿子;《慈悲曲》赞扬了骨肉间诚挚相待、生死与共的兄弟;《姑妇曲》表彰了那种忍辱负重、不计前嫌的孝妇……这些作品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曰“俚俗”而已。

如《慈悲曲》中赵大姑借骂鸡之名讽刺李氏虐待丈夫前妻之子:“有个鸡甚杂毛,啄得小鸡没处逃。

今日杀它来待客,定要剁它一千刀,一千刀,上炉烧,要把科子着实嚼!”客观地说,其文学价值十分低下。那么,是什么使他放下了艺术的尺度,将宝贵的艺术才华花费在通俗鄙俚的杂曲之中呢?是他的教化立场。为了使更多不具有欣赏高雅文化能力与兴趣的人也能从中受到教育,他就不得不降低自己作品欣赏的难度。他的长子在为他写的“行述”中谈及这些通俗杂曲的写作时说: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子之雅者、俗者,女子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中。呜呼!意良苦矣!

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说是写尽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对于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来说,前面一个理想如镜花水月。但后面的理想却是在小范围内可以实行的,也是可能影响政治的最为现实的手段。在宣扬教化、匡正社会风气方面,蒲松龄尽到了一个儒者的责任。

影响深远 高度责任感值得敬佩

在蒲松龄的时代,儒家所推崇的诸如“孝”、“悌”等道德准则正是维系当时世道人心的共同规范。人性往往好奇,“温柔敦厚”的东西往往因为太平常而缺乏吸引力,人们的目光往往落在那些惊世骇俗的人与事上。韩田鹿老师说:“举例而言,人们对于吴敬梓的在短短几年中荡尽数万金的关注就远远超过蒲松龄一生为维护世道人心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殊不知,儒家学说为其他学说所不及正在于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对于那些特立独行之士虽不乏赏鉴,但是自己却明确表示“素引行怪,后世往往称焉,吾不为也”,原因就是这些行动不足以成为世法而为多数人所遵循。

韩田鹿老师认为,人类固然需要少数破坏性的天才,但破坏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在一般状况下,我们更需要正面的建设而不是反面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蒲松龄的某些主张虽带着时代的印记而显得保守甚至迂腐,但就根本精神而言,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以道义自持的崇高人格,都值得后世的永远敬佩。

嘉宾讲述

蒲松龄一生交际广泛

蒲松龄虽然是以一个秀才的身份终老的,但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品,所以他的交际非常广泛,在地方上可以说是一个头面人物。从康熙十八年,他就在刺史毕际友家坐馆;从汪如龙开始,先后任淄川县令的官员都和他有诗歌唱和;从张石年开始,继任的县令都必定要去蒲松龄的家中去拜访;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相识,此后两人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不断;康熙三十三年,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后任兵部尚书)邀请蒲松龄和孙子至济南作诗,并挽留他们在家中逗留数日……在与这些达官显贵交往的过程中,蒲松龄始终能够把持住应有的“度”,从来不用自己的事情麻烦那些做官的朋友,以一个纯粹的文人身份和他们往来盘桓。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地方百姓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他也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的交际和声望,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好事。最明显的例证是康熙四十九年他为驱逐康利贞而上书王士祯等一事。

凭声望频施德政

淄川的漕粮早已是当地人的心腹之患。原先,淄川征收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合白银六钱。后来,杂费越来越多,到康熙四十七年,每石已经涨到白银一两七钱。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任漕粮经承,竟然巧立名目,每石收银二两一钱,搞得当地百姓人人切齿痛恨。

山东按察使了解到这种情况,于是免去了康利贞这项职务。人们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康利贞辗转取得王士祯的支持,竟然又回到淄川,准备再度担任这一职务。这就势必会造成淄川百姓更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为民请命,先后给县令吴堂、王士祯、谭再生去信,要求他们取消对于康利贞的支持。在给吴堂的信中,他写道:“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吏无底之贪囊,何时添满? ”在给王士祯的信中,他指出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恳请他以自己的威势“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

当王士祯撤消对康利贞的支持,康利贞又另托门路,找到谭再生时,蒲松龄更穷追不舍,上书谭再生,劝他不要再给“想一瞰人肉而不忘其美”的蠹吏以食民膏血的机会。凭着他的声望与影响,他终于制止了康利贞再次担任漕粮经承的机会,直接为地方做了一件德政。

嘉宾观点

现实对蒲松龄的态度有失公允

韩田鹿老师认为,纵观蒲松龄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一天的官员,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与道义责任。对于蒲松龄这种关怀政治、辅弼教化的热情,很多学者往往或一笔带过,或认为表现了蒲松龄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而予以指责。这种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套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准则,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标准混乱而使得“民无所措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