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野中将的照片 关于汪东兴一书中几幅照片的考证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几幅照片的考证
作者:王冰(中央档案馆)原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汪东兴撰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以下简称《汪》书),以亲身经历和相关历史资料相穿插,记述了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到林彪集团覆灭的经过,披露了一些只有当事者才能叙述出的细节和经过,有助于人们更加认识二十八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特别是书中配发了大量当事人手迹、物证等照片,给人以详尽、真实之感。然而此书的一些资料却有可商榷之处,笔者不揣惴陋,在此一一就教于诸位专家。
一、关于武器、弹药及物资的三幅照片《汪》书第191页是3幅照片,标题由上而下分别是“为政变准备的部分弹药”、“准备动用的部分武器”和“筹集的部分物资”。对照1981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集体署名的《历史的审判》一书所配的有关照片,却是另一种情况。
将《历史的审判》(以下简称《历》)一书第9页的3幅照片和《汪》书中的这3幅照片进行比较,分析照片角度、内容等细节,可以得出结论:它们完全相同。
《历》书中对这3幅照片的说明分别是“为叛乱准备的部分弹药”、“为叛乱准备动用的部分武器”和“为叛乱筹集的部分物资”。这里的“叛乱”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在上海的“第二武装”上海工人民兵在1976年10月阴谋发动的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
同样的3幅照片却有两样说法,孰是孰非呢?众所周知,林彪集团是以军人为骨干的。这从1980年至1981年受到审判的五名主犯身上可见一斑:黄永胜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而这“四大金刚”又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腾蛟原任南京部队空军政委。而直接指挥、操作“571工程”的林立果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在空军发号施令。
他指挥下的骨干分子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也都是空军中的高级军官。
更不用说林彪本人就是1955年十大元帅之一,是“副统帅”、“接班人”了。可以说,当时相当大的一部分军权都掌握在林彪集团手中。对于他们来说,要搞政变没有必要准备什么武器弹药和物资,因为解放军的军需仓库大门对他们是敞开的,所需的物资可随时以各种命令调用。
而江青集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四人帮”中的骨干分子几乎没有军队中的干部,他们的活动缺少军队的支持。张春桥、王洪文都曾说过“军队靠不住”、“我们在军队中没有人”,姚文元也曾说“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
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王洪文、张春桥控制了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委会,他们以“工总司”人马为基础所组建、扩充的“工人民兵”便成为“四人帮”控制上海,进而支持其夺取中央最高权力的有力工具。
然而,“工人民兵”作为武装力量却有一些先天不足,因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几幅照片的考证为它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只能起到维护治安、组织人员等作用。而“四人帮”要赋予它更重要的使命,因此需要囤积大量的武器、弹药、物资以及各种设备,还需要建立各种独立的指挥、通讯系统等等,以便“正规化”。
从3幅照片的内容来看,其中的武器弹药都是长短枪、手榴弹之类的普通装备。“工人”在成为“民兵”之前基本上赤手空拳没有武装,这些枪支弹药正是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所渴望的。
据此分析,笔者认为《历》书中这3幅照片及说明是正确的,而《汪》书中则引用不当。如果仅仅通过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不足以说明正误的话,我们还可用更直接的材料以资对比。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0年至1981年对其中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审判,在判决之前做过大量的、艰难的调查取证。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负责一部分查证工作。在中纪委关于张春桥、王洪文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调查中就曾将这3幅照片列为证据材料。
在调查报告中,这3幅照片说明分别是“为武装暴乱准备的部分弹药”、“武装暴乱用的部分武器”、“为武装暴乱准备的部分物资,准备的部分压缩干粮”。其中第3幅照片一分为二,甚至照片上的“压缩干粮”字样也清晰可见。
二、关于秘密指挥点的两幅照片《汪》书第129页是两幢建筑物的照片,说明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上海的两个指挥点”。林彪集团在上海的最主要成员是王维国,当时王维国担任空军第四军政委,是林立果“571工程”在上海的“头”。
根据林立果的布置和要求,王维国曾在上海修建过名为“新华一村”的秘密据点,在这里建立过“教导队”并进行训练;林立果等人也在上海有过秘密据点。但都不是这两张照片上的地方。林彪集团的所有公开证据材料中也从未出现过这两张照片。那么这两张照片是否又是《汪》书将王洪文、张春桥的上海“工人民兵”的秘密指挥点误认为林彪集团的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历史的审判》一书。《历》书的插图第7页的两幅照片也是两幢建筑物。经过比较照片细节和拍摄角度等也可以完全认定这两张照片和《汪》书中的两张照片一模一样。
但这两幅照片的说明却与之大相径庭且更加细致。《历》书注明这是“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上海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东湖路招待所”。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1976年10月上旬的上海武装叛乱中起到了发动和指挥作用。
在叛乱当日,徐景贤率一部分人进驻“一号指挥点”,进行“全面指挥”。王秀珍率另一部分人进驻“二号指挥点”进行“前敌指挥”。
这些都在事前就做好了分工。在1982年徐、王二人受审时,这两张照片是重要的物证。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查张春桥、王洪文策动武装叛乱的原始档案也证实了这两幅照片是“四人帮”的罪证。
由于这两张照片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材料,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王洪文、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一案时,在有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证的情况下出示了这两幅照片,并配上了说明。当时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放映的,当庭人员以及旁听的人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幅照片的影响以及意义非常重大,按理,《汪》书在引用时不应出现这样明显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