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李振道 季承:李政道与杨振宁因诺贝尔奖名字排序之争决裂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李政道:与杨振宁争论实质谁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

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

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

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

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

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晚宴上杨振宁争排名顺序

1957年10月31日,星期四,是美国的万圣节前夕(Halloween),上午10点钟刚过,李政道在办公室,夫人来电话说,收音机里刚刚广播,瑞典皇家科学院已正式宣布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虽然李政道个人没有准备庆祝会,可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当天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万圣节前夕聚会以示祝贺。

在那段时间,李政道忙于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要他去做报告,真是疲于奔命。杨振宁和吴健雄也是一样。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和杨振宁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在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各个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两个的姓名次序都是与他们得奖论文上的署名先后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就在受奖典礼之前,杨振宁忽然向李政道提出,在授奖的时候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也就是说由他第一个接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的时候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对此感到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

但是,杨振宁又去求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政道才勉强地同意了杨振宁的要求。于是,李政道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领奖次序等的请求。委员会尊重李政道的请求,做出了改变。

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电影纪录片中看到,当年的确是杨振宁第一个走出来领奖的,而晚宴上是杜致礼挽着瑞典国王的手臂第一个出现,杨振宁挽着王后的手臂跟随在国王之后。秦惠则是挽着首相的手臂,李政道只好由国王的孙女陪伴,影片里几乎看不到李政道和秦惠。

李政道接受杨振宁夫妇的请求改变出场的先后顺序是要承受长期后果的,因为一旦这样做了改变,就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正式记录,今后无论在什么场合,这样的顺序都将依照授奖典礼上的顺序,不会再改变回去。可是,在庆祝诺贝尔奖100周年的时侯,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名单上,却恢复了李政道在杨振宁之前的次序。这是后话。

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也是每年举行授奖仪式的日子。李政道和杨振宁两对夫妇于8日乘同一架飞机到达斯德哥尔摩。

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当李政道走下飞机的时候,来迎接他的官员走上前去问李政道:“你的父亲在哪里?”那位官员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以为是李政道的儿子。秦惠赶忙说:“这就是李政道。”那位官员为自己判断失误颇为尴尬。

10日下午4点半,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大礼堂举行。大厅里响起《斯德哥尔摩狂欢曲》,音乐声中,瑞典国王、王后、议长、首相等贵宾鱼贯而入,杨振宁和李政道身着黑色礼服走在领奖人的最前面,然后他们坐在主席台右侧领奖台上的第一排。后排依次是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获奖人。获奖者座位前摆满了鲜花,整个大厅也是花团锦簇,庄严肃穆。他们的夫人杜致礼和秦惠则坐在贵宾席的第一排。

优美的音乐之后,瑞典国王宣布授奖仪式开始。接着,本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埃克博格(B.Ekberg)发表讲话,物理学奖评委会主席克莱因教授(O.B.Klein)宣布李政道和杨振宁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介绍了他们两位的贡献。

诺贝尔授奖仪式的晚宴是盛大的。大约要有一千几百人参加。包括瑞典皇室成员、内阁成员、各国大使以及瑞典中央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士等。作为世界最有名的宴会之一,它的排场奢华,厨艺精良,礼仪讲究,非同一般。为宴会服务的大厨就有几十人,总的服务人数可达三四百人。

宴会的食谱在事前是严格保密的。但一般也只有开胃菜、正餐和甜点三道。筵席上不会出现猪肉和鹿肉。前者是考虑到宗教的因素,后者则因为国王第二天还会以鹿肉招待获奖者。当然酒水也是特别挑选和准备的。按惯例,吃开胃菜的时候有香槟酒,吃正餐的时候有法国白兰地或君度酒,每个就餐者的面前都会有四个水晶杯。使用的刀叉和盘子也是特制的。

李政道演讲:从《西游记》的美猴王谈科学探索精神

在1957年诺贝尔奖授奖晚宴上,有许多瑞典大学生参加。宴会到了高潮,同学们要听获奖者的讲话,特别要听李政道讲话。他们之所以点李政道的名,是因为李政道很年轻,同学们想听一听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声音。于是,获奖者们推举李政道代为发言。

李政道事先并没有准备,他灵机一动,便走到麦克风前讲了起来。他讲的是中国神话《西游记》里的一个故事,但场合恰当,富有哲理。他说: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是取自中国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只猴子。这只猴子与其他猴子不同,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因此他非常非常聪明。

他自己碰巧对此也很清楚,于是整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他雄心勃勃,自命不凡。开始他想当猴王。这一点他很容易就做到了。但是很快他就厌倦当猴子,甚至连猴王也不愿意当了。

现在他想当人了。经过年复一年学人的习性,他穿的像人,说话像人,甚至,连他的外表都和人一样了。但是,他仍然不满足。现在他想学着当神仙了。他到了神山,经过了几百年又几百年的刻苦修炼,他学会了做神仙。

事实上,他学到了很大的魔法。譬如,他能一跳就走十万八千里。于是他要跳到天堂上去,而他只半跳就到了天堂。他要在那里当神仙。玉皇大帝开始不答应,但是这只猴子坚持不退让,玉皇大帝只好让步,封他当一位神仙,封号是“齐天大圣”。

然而,这只猴子仍不满意。这一次他不光想当神仙,还要当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没有办法,只好与猴子打仗,真的打了。可是这只猴子把整个天兵都打败了。玉皇大帝的最后一着,只好向如来佛求救。

如来佛来了。他告诉这只猴子,要想当玉皇大帝,就要有一定的资格。如来佛张开他的手,对猴子说:“假如你要当玉皇大帝,你就要能跳进我的手掌,然后再跳出去。”猴子看着如来佛,他有大约30米高,心想,“我一跳能走十万八千里,这样很容易就当上……”李政道的即兴发言使与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们感到非常兴奋,他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赏。

晚宴之后是舞会。李政道和杨振宁夫妇和与会的贵宾们一同翩翩起舞。舞会按惯例于夜里11时结束。

第二天,李政道和杨振宁分别做了诺贝尔奖获奖讲演。李政道讲演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与宇称不守恒》①。他讲了基本粒子的几个相互作用,讲了许多弱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现象。李政道用他富有哲理的话结束讲演:

“科学的进步总是我们的宇宙观和我们对自然界的观测之间相互密切影响的结果。前者只能从后者中推演出来,而后者也被前者极大地制约着。这样,在我们对自然的探索中,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观测之间相互影响,有时会在早已熟悉的现象中引导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如现在的情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