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孙云龙 毛泽东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将领
1937年4月20日,云广英、陈英夫妇(后排左一、左二)和红七军干部在延安枣园合影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合影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重危机,蒋介石却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此举遭到了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坚决反对。1936年5月28日,因日本大举增兵华北,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联合发动两广事变,宣布将其部队改编为“抗日救国军”,誓言要“用大刀阔斧答复侵略者”,要求国民党全军北上抗日。
对此,蒋介石的回答是调遣重兵南下两广,企图以武力手段解决之,不同派系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内战烽烟愈演愈烈,似乎难以止息,国内各阶级、各党派的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军队要抗日,内战打不得,可是矛盾激化到这个地步,谁又有回天之力,止干戈于萧墙之内呢?
1936年6月的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突然来到南宁李宗仁官邸。以此肇始,历史的前进方向终于一步步转向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御侮的正确轨道。
“云广英不辱使命”
李宗仁的客人叫云广英,曾和邓小平一起在广西搞兵运,是红七军的缔造者之一,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得知两广事变消息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云广英请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叶剑英等一起接见了他。周恩来亲自向云广英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派他前去面见李宗仁,向其转达中共方面联合抗日的建议。毛泽东握着云广英的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
云广英克服种种困难秘密进入广西,见到了李宗仁和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二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建议李宗仁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为实现和平,两广方面可以对蒋作一些妥协与让步,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改“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
李宗仁当即表示完全赞成这一主张,李济深则以他本人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并派部下钱寿康携信随云广英秘赴苏区,面见毛泽东陈述他的意见:“很乐意同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就在钱寿康前往苏区的途中,两广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利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瓦解了陈济棠的部队。陈济棠被逼出国考察,但是行前却涕泣宣告:一旦抗日炮响,他将立即回国共赴国难。陈济棠败走出国后,居正、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出面斡旋。
在他们的劝说下,蒋介石致信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只要地方服从中央,他就准备抗日。根据中共方面的建议,李宗仁答复说只要蒋出兵抗日,他就坚决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目前的争执,完全可以谈判解决。两广事变终于平息下来。
表面看,蒋介石又一次利用权术压垮了一次抗日风潮,领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实际上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本就已经大失人心。而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不仅不兑现出兵抗日的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地严令逼迫张学良与杨虎城继续“剿共”,全国的人心更是远离蒋介石而去。
1936年9月22日,在收到钱寿康带来的李济深信函后,毛泽东亲笔致书李宗仁、李济深:“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
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
9月23日,毛泽东又派人找到钱寿康,把第二封信交给了他,嘱其一并交给李济深再请李转给蔡廷锴等一批主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信中写道:“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的仁人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容易达到的。”
收到由云广英和钱寿康带来的毛泽东书信后,李宗仁、李济深为中共方面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一起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由于原信被云广英在归途中销毁,我们只能通过云广英的回忆了解这封信的内容。据云广英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李宗仁、李济深在信中表示愿意在军事上和红军采取一致行动。
后世军史专家对云广英所作的斡旋的评价是:不辱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