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爱国思想的核心 林则徐的经世思想与爱国主义
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及各地骚乱,对清王朝统治的打击是沉重的。1813年9月17日,嘉庆皇帝被迫下“罪己诏”,惊呼“突遭此变,实不可懈”。[①]这种“罪己”,当然是虚伪和空洞的。不过,这说明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就像在一潭死水中投进石块,激起了阵阵浪花。
一些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在人民大起义的刺激下,则认真探讨“世变之亟”,寻找“治世”之方。他们不但看到农民起义的现实的威胁,而且也深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潜伏的隐忧。
在历史上,每当这种局面出现,统治阶级内部总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站出来为其本阶级呐喊,借以震聋发聩,甚至公开攻击本阶级的疮疤,昌言改革弊政。明末清初出现的经世派,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除弊兴利”。
他们出身寒微,政治地位低下,与一般大官僚不同,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正视人民疾苦,主张对封建政治经济实行某些改革。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魏源、龚自珍等。这派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关心民瘼、面向实际,重视经济,务实求是,昌言改革时弊。
魏源20岁入京师,正当天理教起义的时候。他开始从历史上“溯洄于国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本末”[②],逐步形成变法思想。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魏源等人十分关心国计民生。他认为,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统治。就必须重视经济与生产,“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他反对“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可。
国计边防之不问。”他指出,官吏如不注重经济,重视生产。则“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魏源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经世思想的再度崛起。是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知道,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已逐渐枯萎,日益丧失了儒学问政的精神。它把人的自我完善,个人的内心修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统治者的官学,而丧失与社会相联系的生气。明末清初崛起的经世思潮,正是对儒学否定的否定:继承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否定理学脱离现实的弊病。
王夫之提出:“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顾炎武则认为:理学“内释而外吾儒之学”,认为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恢复孔子的真实面貌。
这些议论,反映在了当时经世思想家在批制理学的基础上发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的,并形成新的学派--经世派。正是经世派继承改造了儒学,带进近代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扬了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这表明儒学具有的弹性的品格,通过继承和改造,可以在近现代社会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道光年间经世思想的代表可推贺长龄、魏源、林则徐等。而作为经世思潮核心的“民本”思想则以林则徐最为鲜明。林则徐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的家庭。其父林宾日,是一位穷秀才,平时“讲授史书”,“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着己之道。
”这对林则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在对贫苦人民的态度上“癸未,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松江饥民,聚众生事。府君寄谕曰: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平粜,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耒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又曰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
”[③]这些议论,贯穿着一种同情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为林则徐所继承。重视国计民生,是经世派经济思想的特点。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最早是来自老师郑光策。林则徐就学于鳌峰书院七年,当时的山长郑光策“留心经世之学”[④],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⑤],他特别喜欢《通鉴》、《通考》以及陆贽、李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
他开设学校,“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⑥]郑光策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仕之的”的民本思想,强调“不已”的进取精神。
他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⑦]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部分下层知识分子勇于进取,积极问政的精神面貌。林则徐虽出生“累世业儒”之家,但已非纯儒。
这从林则徐青年时期所读的书目可以看出。如《云左山房杂录》中,他研究的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诸子百家及《史记》,《汉书》等,而以读诸子百家为多。这种学风,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经世派的共同之处。
如龚自珍,他就公开向儒学独尊提出挑战。当然,他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反对“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⑧]。研究经史,必须为了现实需要,这可以说是经世派治学的基本态度。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林则徐广泛研究经史,后来发展到研究“夷务”,外国知识,这表明他崇儒又不独尊于儒。
他受儒家教育,这没有疑问。但又力摆脱纯儒的一些传统,又是这批经世派的思想特点。他摘引“博闻为之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可以代表他的治学态度。
“崇实行而不事虚名”,反映他的求实的作风。林则徐博览群学,在政治活动中博采众议,这两者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但应当看到,儒家学说仍是他的基本思想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可以说,林则徐是儒学为本,杂家为用。
如农政思想,不少来自《农政全书》、徐建明的《潞水客说》、沈梦兰的《五省沟洫图说》、兰鼎元《论北直水利书》以及《汉书》、《魏书》、《隋书》、《唐书》、《梁史》、《元史》、《明史》、《畿辅通志》等。
在治水方略这点上,他明显地师承贾让王景的经验。所以其幕僚刘存仁称林则徐“河务三篇师贾让”[⑨],接受了黄河改道入海的大胆主张,并加以发展。林则徐进步的政治与经济思想,集中地吸收和发展经世派学者的理论与主张,而且也多方面吸收历史上各家的学说的精华,具有开放、外向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