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的刘安恭 【连载】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之争(九、十)
【编者按】我们青年学生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很难得能够遇到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有时当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成为团体、社团,又往往会遇到沟通不畅、争论不休、彼此隔阂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我们的成长,也妨碍了我们事业的进步。
恰好本编最近偶读《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之争》一文,读完竟发现很多问题是相似的,同样作为“中国合伙人”的他们,当时又面临着怎样的内部分歧,又是怎样一步步解决并最终打造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铁军的呢?相信读此文,会有很多收获与启发。由于文章较长,最近会一直连载之直到结束,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认真来读。今天刊发的是文章的第九和第十部分,大家深入来读。
《朱毛“之争”》(九)--“八大”又开砸了! “闽中出击”失利之后,红四军内议论又起,思想也很混乱,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书记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是召开前委会议定在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八大”,希望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然而又一次事与愿违。 “八大”可以说是“民主”到了家,由于前委机关不健全,没有能够掌握住局面的核心人物,朱德一人划拉这个摊子,救火都跑不赢。
所以会前基本上没有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具体成熟的意见和方案,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会上放手让群众自由讨论,就问题解决问题,结果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例如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到底应作何规定,会议讨论了两天仍旧没办法决定,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事先也未作酝酿,而是到会上来临时推选,结果形成平均主义,各纵队都要有人参加前委,结果前委成员增加到17人。一纵队推举的一个委员,这个委员根本未与大会代表见面,只是因为提议他的人两次提议说他好,此人不但被选为前委委员,还被推为前委常委。
这次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争论不休,但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这样才民主,才痛快。
可这时候朱德却不这样想了──这毕竟关系到对敌斗争的大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这个时候,他和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领导的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
提议由三纵队党代表彭枯和参谋处的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朱德也火了一把,我们这么诚恳地请你回来,你还“拿搪”了不是?
前委立马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命令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回来了,坐着担架来的──他的的确确是病得不轻,恶性虐疾,发作起来很厉害。但心中有气也是一个因素,参照后来宁都会议后受到更大打击后仍表示“前方需要,随叫随到”的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时的毛泽东,还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朱德等看到毛泽东病成这个样子,再想着他离开前的委屈和往日里的亲密合作的种种好处,心里都很难受。虽然这时“八大”已经结束,但朱德等仍然把他留在上抗,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
经过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还不能下床的毛泽东又坐担架随闽西特委转到苏家坡继续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其间还有个趣闻:敌人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了毛泽东重病的消息,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毛泽东死于肺结核”。
次年初,传到共产国际那里,还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声称:“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 那时节,内部吵来吵去的“朱毛红军”因为闭塞在乡间,对他们自己创造的革命业绩,已经在全国造成的极大的影响,“朱毛红军”已经成了中国革命乃至共产国际的一面旗帜的事实,还不甚了了。 毛泽东大病初愈之时,陈毅从中央归来了。
《朱毛“之争”》(十)--“冒进东江” 陈毅回来前后,红四军又出问题。 1929年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接到中共福建省委于10月6日“飞函”转发来的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福建省委亦表示“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前委“坚决的执行”中央指示,要“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
应该说中央这个指示是有些依据有些道理的,当时粤敌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正借“两广事变”之机而忙于争地盘打内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而闽西却因刘和鼎部进占龙岩、金汉鼎部的南压以及周志群部入武平而局势日趋紧张。红四军倘借此机缘速进一把且见好即收,收获定会不菲。
可惜这封信到得晚了一点(中央在上海指导各农村根据地,焉能不远?),
加上“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的放任自由讨论,多数人对“闽中出击”受挫有余悸于心,不赞成立即出击而要求“缓进”,前委又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以至于到了10月19日,才决定率三个纵队南下。 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头两仗很顺,二纵队在烽市炉下击溃敌人两个营,一纵队在松源又打垮一个营。其实这里头已经隐藏着危机了,中央来信“出击东江”的设想前提是“张发奎入粤,粤敌自顾不暇”,而张发奎迟迟未入粤,粤敌自然可以全力以待红军了。
而且红四军这边问题也多多,虽然烽市算是打了个击溃仗,但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中央已决定将其调回,但尚未向他传达)就过于轻敌,不按前委计划指示,带领部队由峰市向虎市冒进,结果在粤边石下坝与一营民团遭遇。
经激烈战斗,虽将敌人击溃,但并未能进占虎市,反牺牲了司令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军官二、三人,士兵伤亡达百人。这一行动并且影响了前委整个的工作计划。刘安恭的战死固然值得纪念,战斗结果也算胜利,但他却是自己的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的牺牲品。
但当时红四军的指战员们却不这样认为,虽然战斗中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但部队得了甜头,气势很壮,恰好这时陈毅归来,将路过东江时沿途了解的敌情和侦察情报一核对,证实梅县只有相当于一个营的守备队,于是前委一致同意直取梅县。
果然好打,敌人不击自溃,10月25日,红四军主力进了梅县。可惜好时机已经错过,这时“两广事变”已经结束,粤敌已经回顾,这胜利成果尚未来得及品尝,就立马还给了对手。
10月26日,红四军政治部一面派捐筹款,一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扩大影响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梅县城内商店纷纷开门,群众也开始聚集,商界答应在一天内筹集的7万多元现款也已向红军交付了2万元。下午,群众大会会场也布置完毕,一部分部队已整队坐好。
这时,梅县西郊枪声大作──蒋光鼐的3个团打来了,一部分敌人依仗地形熟悉已经打入城厢。红四军仓促退出梅县,避入丰顺以北山区。 要是就这么着打道回府,也算是得了便宜,见好就收。而且恰好在这个时刻,中央又来了新指示,要红四军“避免深入东江”──中央的指示也难得这么及时一回。
当时中央设在上海,垂青城市运动,融山绕水领导各农村根据地建设,十分不便且不得力,许多“指示”什么的,虽然正确或重要,但由于不能及时送达而过了时效,往往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可惜这回中央的“及时”没有与红四军本身的“及时”对上榫头。 这时红四军又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制”──集体自由讨论行动问题,主题是“分兵发动群众,还是集中击破敌人。
”在此,“官兵讨论了数日,不愿在东江分散,怕被敌人各个击破”。又“感觉梅城物质优异”,“不甘(于)失败”。“同时探知梅县只有郭思远部教导团,大家一致决定返攻梅县”。好在这次朱德、陈毅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集中击破敌人。
这个意见也没有大错,关健是怎么个“击破”。大家都嚷嚷着,再打梅县,出一口恶气。又“民主”一把,打!打开梅县,再转向西南到兴宁、五华游击。 31日“拂晓乘敌不备,包围梅县,前锋入了大街”;结果打起来才知道,梅县之敌是两个团而不是一个团,蒋光鼐本人就在城中,粤军善于巷战(红军不怎么会这个),又有一大堆“花机关”,结果红四军一夜打了“七次冲锋”,仍然没打下来。
敌人的增援也来了。红四军又一次仓促撤出,退向赣南。
经平远到了寻邬大田乡,住下来一查,梅县作战伤亡200多人,不算太多。可上抗战斗补充的俘虏兵却逃亡甚多,一结算,各纵队减员达四分之一。“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
合计损失一千多人”,“为四军郴州失败(指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引者)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毛泽东领导的闽西区,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自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闽西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而且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冒进东江”,但由于毛泽东和闽西特委的领导得当(毛泽东抱病奔走调研情况,组织策划),留在闽西的四纵队和当地赤卫队战斗不懈,根据地仍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由三个县扩大到六个县(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成)。
在纵横数百里的赤色区域内,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共成立县苏维埃政府5个,区苏政府50余个,乡苏政府400余个;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枝枪发展到5000多枝枪,赤卫队员6000余人。
党和各种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1万人,农会会员约70万人,党员7800余人。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毅不由地慨叹了一把:“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多年后,他还坦诚而言:“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 其实,他这个前委书记,也只挂了几天帅,红四军的“出击闽中”与其无关,“冒进东江”也决定于他回来之前,他实际上应负的责任,应该说是不大的。 不妨设想一把,当时如果毛泽东仍在前委,陈毅未走,与朱德等亲密协作,团结一心,一起保持住前委的“中心的政治领导”,中央指示来了后决策是否东江之行时,可能会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抵制中央不切实际的指示,不入东江。
像对于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指示要朱、毛离开红四军以隐匿大的目标,并将红四军分散于乡村中隐蔽一样,前委就坚持不同意中央的指示,再三申述,并终于使中央放弃了这一意见;二是对“两广事变”及东江清况前委肯定会作进一步的分析和了解,特别当入粤后得知“两广事变”已告结束,而东江党和群众亦未起而策应红四军,这时就会回师闽西,而不会再坚持盲目前进了。
三是会制订出一个更“积极慎重,实事求是”的进军东江的作战计划,至少不会让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泛滥,硬攻梅县,“七次冲锋”,“形成无条件的攻坚折锐的军事行动”,避免无谓的损失。
由此可知,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保持团结坚强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对于革命斗争事业是何等的至关重要!
这是“冒进东江”从另一个方面提供的深刻的启示。 肖克后来也回忆:这次“冒进东江”失败给予的启示是:“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朱德陈毅商定:请回毛泽东,筹备红四军“九大”,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前委。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