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力荐熊培云新书《重新发现社会》
有一种书会令人产生幻觉: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这本书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它走进那个课题的取径,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会选上的那条路;甚至它的语气,它的说话方式,也和你内在的声音一致,恍如己出。
接着,你难免自责:为什么是别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不是自己?为什么我就这么惰怠,不好好坐下来完成自己应尽的天命? 可是回头再想,便能发现既然这本书注定要被写出来,就不该再去纠缠谁是写它的那只手这等小问题了。
更何况,只要静下心来,你还会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这本书最适合的作者,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细节,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识,他洞视到了你目力以外的远方。所以,你自以为是这本书作者的感觉,只不过是个幻觉。
我读熊培云兄的《重新发现社会》,就经历了一次这种由幻觉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这个书名就好,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三十年变化的要点。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几乎你想得出来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
大如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小如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指挥布置。我还记得农村里的长辈告诉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间就连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点动手指,权充作揖。
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入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还要退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此外,我们还要仔细思考这种种“该”与“不该”:要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才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又要用什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更不要忘记,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三十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
有人认为国家退得不够彻底,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自由派”;有人认为国家退得太过分,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新左派”。为了理解这种种混淆晦暗的现象,我们又曾经历不同的重大典范。
如果不嫌过简的话,我会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个人”,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初,主题变成了“市场”,改革开放被视做国家和市场两造之间的探戈与博弈。
无论是谈个人还是谈市场,我们都能画出一道轴线去安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把它们粗略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培云兄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的再发现,而且说得极为精彩,我就不用赘言了。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社会”这个东西的暧昧。
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会虽然不尽等同于“公民社会”,但二者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高标社会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为当前的中国十分特异,曾有媒体指斥“公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产物”,不合国情;也有左派中人认为“公民社会”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换装,乃代替市场的好听一点的说法。
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
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证明“社会”那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
尽管在我看来,他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要比我“右”,但这套思路却是我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
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得不得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仿佛言论自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
而培云兄所说的“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什么都说不上。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
话说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
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