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思想的特点 试析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及其特点
杨虎城将军是一个职业军人,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将军,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宣传家,但他的抗日爱国思想非常丰富。杨虎城以其抗日爱国思想教育其第十七路军官兵和广大民众,以其抗日爱国思想治军、理政,收到非常好的效果,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在西安,其中与杨虎城多年的治陕所形成的抗日爱国政治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总结和分析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继承和发扬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杨虎城不仅是国民党将领中第一个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将领,而且还始终如一的坚持其抗日爱国思想,以其抗日爱国思想训练军队,凝聚人心,教育官兵抗战爱国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将领群体中,大部分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但第一个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且持之以恒的将领是杨虎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即1931年9月23日,偏居西北的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国民党将领、各省区领导人中第一个发出全国一致抗日的通电。他说:
"日军侵及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日本帝国主义素以强暴凭陵我国,甲午已还,侵略日亟,历数吾国痛史,率由日人构成,五卅之血迹犹存,万宝山之惨案又起,今乘我洪水浩劫之际,义昧恤邻,狠同下石。
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无端称兵,侵占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刀砧鱼肉宁无噍类。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
问题的关键是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的提出,并非是一时的激愤,而是随着日本加紧对华侵略而持续发展,始终不渝,其抗日爱国思想成为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以其抗日爱国思想训练军队,凝聚民心。如在1931年10月10日《纪念国庆对官兵训词》中说:"目前是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却值国庆纪念,实在无甚可庆,我们要努力报复国仇,誓雪国耻。
""拿我们十七路的武装同志来说,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要准备随时可以和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况且保卫国家,尤其是军人天职,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是要我们每个同志要切记,而且要奉行的"。
1932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利用这一时间点,国耻日、屈辱日,杨虎城利用《西安日报》,发表其对官兵的训词,教育官兵时刻准备参加抗战,收复失地。他说:
各位官兵同志:九一八周年纪念,现在到了。在这奇耻大辱沉痛悲惨的今日,我们军人职在卫国保民,对九一八事变意义应有彻底觉悟与认识,枕戈待命,时时为收复失地而准备。
杨虎城以自己的抗日爱国思想治军,激励官兵,加紧训练,卧薪尝胆,抗击日本的侵略,洗雪耻辱,报效国家。其治军思想明确,主题鲜明,实效突出。杨虎城部下——由杨虎城介绍并保送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刘宗宽曾回忆当年杨虎城的做法和产生的效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将军(即杨虎城)一直主张抗日收复失地,除当面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外,当时部队中广为印送《田中奏折》……用以广为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以唤起国人抗日的同仇敌忾之心。
当时部队中主张抗日的空气很浓厚,这同将军主张抗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实际和长远的。尽管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解除了军职,其第十七路军被迫解散,缩编为第38军,但受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影响的第38军(后又易名为第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辖第38、96两个军),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首先请缨抗日,开赴前线,在河北、山西、河南各个战场,坚持了八年抗战,谱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立下赫赫战功,为国人所赞扬。
如扼守中条山,参加了13次战役中的11次,坚守中条山达两年半的时间,给气焰嚣张的日军以重创,在战略上实现了阻止日军攻势的战略目标,使日军不敢西窥关中、南伺河洛,有力的保障了西北大后方的安全,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盛赞陕军为"中条山铁柱子"。
第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也是杨虎城所期许的。他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考察前曾与部下孔从洲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谈到第十七路军的前途时他说:
"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军队,只要在抗日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
二、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全面抗战。他是国民党将领中第一个赞同并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将领
上文我们已经提及,杨虎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五天发布的通电中,已经揭示出其抗日爱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即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杨虎城的这种思想始终如一,从来就没有改变,九一八事变后如此,西安事变前如此,西安事变后仍然如此。杨虎城的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的思想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一致的,于是有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速形成的壮举。
继1931年9月23日通电之后,杨虎城密切注视着东北局势的进展,在同年10月7日致电时任中国陆海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电中说:
日军违背公法,侵我国土,警讯传来,愤慨同深。钧座爱护党国,备极忧勒。凡我国人,无不仰赖。窃愿全国上下,一致团结,速起共御外侮。虎城不敏,谨当进随钧座及国人之后,一致反抗,以救危亡。
此电继其九月二十三日通电之后,再次提出一致团结,共御外侮的思想。为什么如此,杨虎城认为是我们自身弱点所致。杨虎城说:
"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第一是没有团结精神。四万万同胞,好像一盘散沙,只知私不知公,以致互相争权夺利,私斗意见连到内争的原因,不外乎此。第二是没有充实力量。中国的政治、科学、交通,以及其他都因内乱的关系,所以没有进步。军备国防,更没有充分力量准备,是以外人欺侮我国,直视如无物。大家想一想,自己内部不团结起来,怎么能抵抗外面的压迫?自己力量不充实起来,怎么能反抗日本的暴力?"
杨虎城对全国一致团结,共御外侮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分析非常详实和朴实,易于被官兵所接受。同年10月,在《对保卫团指挥官的训词》中他进一步指出,抗击日本的侵略,不仅是军人的责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他说:"现在暴日强占我东三省,蹂躏我中华民族,今后抵御外侮,不但是全国军人的责任,而是全国民族的责任,所以际此国难当前,我们更要努力办理保卫团,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武力。"
1933年1月9日,杨虎城在扩大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的报告中,在面临日本攻占榆关、秦皇岛,华北震动,平津危机之时,杨虎城更清楚地指出,抗击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人的责任,而是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他说:
我们的准备,只有下定决心,方能保持中华民族生存。至决心之表现,不仅限于军人单方面,须全国民众能有总动员的精神,一致奔赴国难,我们的武器虽不如帝国主义,但亦可和帝国主义拼命,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进行多次谏诤,劝其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一致对外无效后,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其抗日主张。杨虎城在事变后的第三日,即12月15日,在其《对全国同胞的广播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宣示其全面抗战的思想与主张,批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他说:
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甚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
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什么"攘外"吗?
杨虎城抗日救国全面抗战思想的前提就是结束内战,一致对外。他对内战深恶痛绝,早在1933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告全体将士书中大声疾呼:
"军队为卫国保民之武力,内战为弱国病民之主因。过去多年间,军队不用于御外安内,而专务循环之内争,以致国力日衰,外侮益亟。我国现在已危如累卵,舍统一御侮实不足以图存,如再有丧心病狂者,争权夺利图内战,实即国家之蟊贼,人民之公敌,当共灭之。"
在日本加紧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严峻局面面前,如果再进行内战,即如杨虎城所说"国家之蟊贼,人民之公敌,当共灭之"。所以杨虎城在同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多次谏诤,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放弃内战,一致团结抗日无效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是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抗日《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最早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与杨虎城的全面抗战思想是契合的、一致的。
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对杨虎城赞同统一战线给予高度评价,"虎城先生勋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 鉴于杨虎城在陕西的实际,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府在陕西地方的军政领导人,不得不应付南京政府剿共的指令,另一方面,日本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其抗日爱国思想日激。
所以以抗战为前提,杨虎城最早与中共在陕西区域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又与张学良一起,在陕西实现了中共红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张学良东北军的三位一体抗日同盟军,并在此基础上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与杨虎城的全面抗战思想是契合的、一致的,我们还可以以杨虎城致中共信中说明。1937年4月27日,为贯彻执行南京政府的陕甘军事善后政策,杨虎城不得不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出国考察军事。他在出国考察之前,在《离陕出国前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他再次坦诚地阐述发动西安事变之原因以及与共产党政治见解之趋同。他说:
虎城二十年来,始终以国民党员之资格,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际此时期,目睹国家民族之危机,与双方要求之接近,喜惧交并。遂抱定牺牲个人之决心,为双方再见之媒介,以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以实现双十二发动之真正意义也。……虎城日内虽离陕远游,重洋万里,深感依依。但在抗日战线上,愿作永远之朋友。
杨虎城出国考察之前,还曾与其部下孔从洲作过一次长谈,谈及与中共合作抗日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大体有与以上说法相同的话语。他说:
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有了合作的条件。
在合作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杨虎城表示与中共是永远的朋友,充分说明杨虎城全面抗战思想与行动,与中共是相同的,可以说心心相印。
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梵伯也曾回忆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并具体实施的史实。他说:
1936年春,这时,杨虎城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认真研究过,他当时兴奋地对我说,这一下抗日就有办法了。欢快之情,可以看见。另外,1935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为了争取和杨虎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特派汪锋同志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西安见杨。这一行动使杨感到兴奋和鼓舞,遂与王锋商定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各项合作办法,经党中央批准,已经坚决执行。
三、杨虎城的抗日爱国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他治陕、治军的政治活动中,还体现在他出国考察的全过程,出国考察进一步丰富了其抗日爱国思想
1936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主任职务,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西方考察军事。杨虎城利用这一机会,揭露和痛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向西方社会、海外侨胞宣传其抗日爱国思想。
杨虎城持续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的全民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保证。1937年7月22日,他《在美国金山广播电台的讲演词》中说:"中国所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为全国民众,故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性的。
以我全民性的民族武装自卫抗战,精神必远超过其物质优越条件,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我们。" 8月2日,他《在美国对侨胞的讲话》中说:"欲求国家巩固、民族生存,须全国各党派放弃其过去主张与信仰,参加民族统一联合战线,一致对日抗战"。
8月31日,《在德国答记者问》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他说:"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它是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得不进行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确实是一个和平、合法的运动。
它的意义是在促成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国策。" 11月27日,《在香港同济中学欢迎会上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此次抗日,系全民战争,系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抗日战争。败可亡国,胜则还我自由。所以抗战意义非常伟大,全国人民均应了解也。"
杨虎城认为,鉴于日强我弱之实际,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一次持久战争,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1937年8月15日,他《在法国巴黎对侨胞的讲演词》中说:"在战略方面,我们只希望中日战争能持久、延长。我们要忍耐沉静,只有长期的抗战,胜利才是属于我们的。
" 《在德国答记者问》中,杨虎城认为:"持久地抗战下去,战线越扩大,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不要因为失掉某一个地方就灰心,也不要因为收复某一个城池就自足。须知在扩大持久的战争中,一地之得与一地之失都是难免的。要紧的只要我们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泛起两种错误认识,一种为速胜论,一种为亡国论,两种论调都是不切实际的谬论,影响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全国人民的人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其他少数人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毛泽东挥笔写下《论持久战》一文,指导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并影响国民党的一些武装力量。
杨虎城在抗战之初也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可见其远见卓识,具有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战争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抗战到底,必然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印证了杨虎城抗日战略思想的正确与远见。
在近5个月的海外考察中,杨虎城还认为,中华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抗战是唯一途径,因此中国必须抗日。他《在美国对侨胞的讲话》中说:"故兄弟平日主张为谋国家存在,必须抗日;为谋民族生存,尤需抗日。" 他《在法国巴黎对侨胞的讲演词》中说:"中国对日的抗战,是被压迫而起的抗战。目前我国虽未一切准备好,可是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迷梦,除了抗战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又印证了杨虎城通过抗战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见识与远见。中国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提升了国家的地位与威望,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战争中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杨虎城将军的美好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四、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纯洁无暇,致力于保家卫国,献身于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政治企图
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致力于保家卫国,献身于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没有任何宗派意识与团体观念,不为自己,不为家族,不为团体,只为国家,只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其抗日爱国思想是纯洁无暇的,是非常高尚的。
如在1931年10月10日《纪念国庆对官兵的训词》中,他说:
"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国家如灭亡,我们个人,还能独立存在吗?况且保卫国家,尤其是军人天职,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没有了国家,家庭、个人焉能存在?所以为了国家的存亡,必须牺牲我们自己,"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是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的讲话》中,在向官兵讲了自己的经历后说:
这几天所说的话,诸位可知道团体及本人的经历。但是我自从由农村出来而一直到现在,对于每一个阶段,总是抱有忠于国家的意志,后来认识了革命主义,便忠于主义。关于成、败、荣、辱、苦、乐,觉得对于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于主义、于民族、于国家有益的事,仍是不顾一切的勇往直前。
不过这几年,我觉得个人和落伍。希望训练班各官长、各学员,要切实的负责,切实的努力,造成了革命的军事人才,那么将来这革命的责任,就要寄托在你们身上,以求中国的出路,民族的生存。
杨虎城以自己为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社会进步的奋斗精神教育官兵,培育官兵的为国家为民族的献身精神难能可贵。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学员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目前的中国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一个时代,现代军人的使命是为民族争生存的,不是为个人谋权利的。军队的责任是为国家御外侮的,不是为人民倡内乱的。
更为我们所敬佩的,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政治势力投入抗战,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存,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发动西安事变就是如此举动。他在西安事变后《对全国同胞的广播讲话》中坦荡地宣称:
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他这样的政策错误,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
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至于一些误解或不谅解的人,可以不予理会)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
12月16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告将士书中进一步向官兵讲述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真相,重申他们的坦诚与无私,不是为了争取地盘,不是为了宣泄私忿,而是抗日救国: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双十二抗日救亡运动,酝酿了许久,到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发动?为争取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服的外交。国家就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的自相残杀!
所以才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集竭诚欢迎。
发动西安事变是杨虎城、张学良一生的伟大壮举,为所有抗日爱国的政治家、民众所敬佩。但作为西北区域的国民党军政领导,南京国民政府的下属,将握有南京政府军政实权的蒋介石活捉并囚禁起来,迫使其接受他们的抗日爱国主张。
在蒋介石接受其抗日爱国主张后,又将其释放,乃至亲自送回,是有政治风险的,甚至损害个人及团体的利益。杨虎城、张学良对此事是非常清楚的。如杨虎城、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后发布时局的宣言中就宣示,"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他们置个人生死、利害与不顾,毅然、决然地发动,促成了蒋介石接受他们抗日爱国主张,扭转了中国由内战走向团结抗日的危局,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首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1937年5月4日,杨虎城将军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出洋考察军事。中共陕西省委在致西北军将士的公开信中,对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和抗日爱国思想之纯洁无瑕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杨虎城氏系西安事变与和平解决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促进中国之停止内战与和平统一,厥功甚伟。现杨氏以国内和平统一已奠定初步基础,毅然出洋考察军事,以为他日报国之图,其毫无军阀之权利野心与割据观念,光明磊落,忠实于民族国家,诚不愧为近代爱国军人之模范。
五、杨虎城抗日爱国思想与其抗日爱国行动是一致的,其抗日爱国思想支配了其抗日爱国活动的始终
杨虎城是一个职业军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的将军,其抗日爱国思想不是仅仅如有些人那样主要在笔杆子或口头上,而是付诸于行动之中,其抗日爱国思想与其抗日爱国行动是一致的,其抗日爱国思想支配了其抗日爱国活动的始终。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将领、各省区领导人中,杨虎城第一个发出全国一致抗日的通电。1933年日本攻占热河,杨虎城就曾派部分陕军参战并支援察、绥抗日军队部分军火。3月杨虎城请示中央,请缨抗日,准备率部参战。
他在《复东北热河后援会请缨率部参加抗战》电中说:"俭电奉悉。强邻侵侮,热战紧张,危急存亡,同深悲愤。虎城现拟率部参加抗战,正在请示中枢,如蒙允许,即当兼程遄征,与敌拼命,共救危亡。" 不久,他还奔赴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本部参加抗日,在热河失陷前,也经发出养电,此次谒见蒋委员长,首先请示率部抗日办法。"
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即1936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加紧,中华民族危机日深,东北沦亡,华北危机,南京政府对外奉行妥协政策,相继与日本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主权接连丧失;对内奉行镇压爱国运动,学生爱国有罪,救亡有咎。
更为杨虎城等不能忍受的是,内战不止,南京政府倾其全力剿杀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具有强烈抗日爱国思想的杨虎城、张学良"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其反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发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陕西、西安一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抗日爱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共、杨虎城、张学良等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接受了杨虎城、张学良等人的抗日救国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这是杨虎城、张学良对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成功活捉蒋介石之后,于17日联合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下孙蔚如为军团长,以张学良部下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随时准备誓师北上。 抗日援绥军后来虽然没有开赴前线,但已经做好了准备,"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赴欧美考察。考察期间,时值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杨虎城所到之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本来杨虎城考察的时间为一年,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他无心考察。杨虎城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表示:"我是军人,是最早倡导抗战者之一,今天抗战既已全面展开,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尽速返回祖国,站在抗战第一线,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 他还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
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因此谢绝一些好心人的规劝——回国有危险,应该警惕蒋介石的报复。杨虎城抗战心切,毅然于这年11月底回国,向蒋介石报到,请求抗日杀敌的具体任务。
杨虎城将军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终止其西方考察活动,强烈要求回国参战并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的。蒋介石置杨虎城的抗日要求于不顾,竟然将其囚禁,持续12年,并在南京政府覆灭之前将其残忍杀害,酿成杨虎城将军的悲剧。
杨虎城、张学良因为抗日爱国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与杀害,千古奇冤。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的功勋永载史册。杨虎城纯洁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瑰宝,世世代代永放光芒。(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