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赵晓东 北京医院的号贩子为何会如此猖獗?

和讯网消息,01月30日,和讯博主易宪容发表了题为《北京医院的号贩子为何会如此猖獗?》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这几天,北京医院号贩子的问题又炒得热点新闻,这不仅在于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一个年轻的女子痛斥号贩子的一段脱口秀;而且在于有接受媒体采访的号贩子认为,他们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看病难的解决方向,最后他还建议记者好好看看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真是国际大笑话!这正是医院号贩子德性!

不知道,这位号贩子所指的“经济学家”是谁,他是否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北京医院的号贩子能够猖獗到如此之地位,其实他们并非仅是所谓的利用市场机制赢利的问题,而是对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冲击的问题,是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严重挑战的问题。

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教育,已经让整个社会物欲横流,所有的人的观念、行为及活动都是为“利”而来,为了获得一己之利可以胡作非为,可以颠倒黑白,可以丧尽天良,可以杀人越货等,所以任何人只要能够逐到“利”就是能人、就是有本事、就是有业绩,就可以高官厚禄。

所以,北京医院的号贩子能够倒号获得大利,自然也为整个社会所认可,从逐利角度来说,号贩子倒号有其天然的合法性,否则,北京医院的号贩子为何会打之不绝?为何会如此猖獗?为何会有所谓的“经济学家”来支持这些号贩子? 这是北京医院号贩子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其次,北京医院的号贩子会如此猖獗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当前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严重失败提出巨大的挑战。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北京医院的号贩子猖獗主要在于供求严重失衡,即有80亿门诊要用2万家医院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岂能不造成病人与医生严重失衡? 按照刘国恩教授的统计,美国的一千个人平均拥有床位只有3.

1张,中国一千人拥有的床数已经高达4.8张,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总量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医疗体制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

这种说法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的核心并非在这里。实际上是当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越来越向反方面走。这种改革不仅没有缓和当前医院的这些问题,而是让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在20年,医院里的号贩子问题是会有,但是并没有那样严重。

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在刚到社科院上学时,有一位来自农村的食堂工友得以肌肉萎缩症,是我带他到北京三院看病的,那里根本上就没有受到任何号贩子的干扰,每次排排队看就是了。现在号贩子会越来越猖獗完全表明当前中国医疗改革失败所至。政府如果不从这个方面进行检讨,医院号贩子的问题永远会没完没了。

再就是,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并没有把国民的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完全公共品。一般来说。公共品指一种商品或服务,其效用不可分割地影响整个社会,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例如,一项根除天花的保健措施对所有人都起了保护作用,而决不只是那些付钱接种疫苗的人。

而私人品,如面包,如果被一个人消费,就不可能被另外的人消费。因为一个社会公民的医疗状态,不仅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决定了这个生产能力及效率,具有相当高的外在性。这就是为何发达国家或现代国家都会可能地为本国国民提高最好免费医疗服务。

但是,要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这里就涉及医疗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问题。在北美国家,其居民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的要求一般会高于其他国家。但这些国家为何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就在于社区医院相当发达。在这些社区医院都有相当优秀的全科医生,每一个居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上与这些医生挂钩(居民与医生又向选择的结果)。所以,一般的医疗服务只与医生预约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走出社区。如果社区医生处理不了的问题,会送到相应的专科医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大的专科医院会十分繁忙吗?

还有,在北美,由于医疗健康是一个完全的公共品,每一个人享受的医疗服务都是平等。这些都有严格的法律条例界定。至于市场医疗服务那一块,政府根本就不会插手。任由市场来决定。但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了几十年,不仅医疗健康的公共性在弱化,而且医疗服务严重的不平等。

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高官厚禄以权力的方式占有社会最多最好的社会医疗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岂能不问题丛生?一个问题丛生的医疗体制则是号贩子得以生存及猖獗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