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自媒体 谢作诗、米兰:实体经济需要对症下药
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最近政府的政策调整出现了很不好的迹象,让人担心。这个迹象就是政府又拾起凯恩斯的那套东西,去扩大投资,上大项目,然后调控货币,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在评价这些政策之前,首先我们要集中分析中国实体经济陷入困难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实体经济资金倒抽
中国实体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要归咎于过去政府不当的经济干预。
在2010年,浙江就出现了利率拉升的现象。而到了2011年,更是频现资金短缺、利率高昂、融资难、企业倒闭、老板路跑,又以温州为最。这是浙江省金融办的数据:2010年,浙江省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17.96%,同比上涨295个基点。而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达40%,短期甚至达到了120%.
如此之高的民间利率,是不是货币紧缺呢?当然是。经济学常识说,价格高,一定是因为数量少。利率高,一定是可贷资金供给不足了。不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单是2011年10月CPI就仍然高达6.1%.经济学同样明确说,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整体上是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过剩,但是微观层面、局部上又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
为什么宏观上过剩的流动性不能流向微观上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那里去呢?容易想到的,是金融制度有缺陷。由于资金主要集中在大银行,大银行没有积极性向中小企业贷款。金融制度有缺陷当然是原因,但却不是主要原因。否则,资金短缺、利率高昂、企业融资难就不应该仅仅发生在2011年,而应该成为一个常态才对。其实,问题恰恰出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上;不是因为货币少了,而是因为多了。
货币之水不是均匀地流向经济的每个领域,而是首先流向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市场,产生泡沫。
自然之水低处流,货币之水却是往收益最高的地方流淌。当资产市场上价格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地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钱反而要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资产市场的高收益,乃是做实体经济的高成本。
从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只拿出一部分做实业,其余则投入到高利贷市场,参与炒楼,这在浙江不是少数。相信在全国也不是少数。其结果,愈是扩张货币,资产价格愈是狂涨而得不到控制,而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效应便愈是强烈。
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因为拥有有利的融资条件,日子尚且可过,甚至因为可以分享到资产泡沫的盛宴,利润反而增加。但广大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它们被抽了血,只能奄奄一息。
今天,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流动性泛滥情况下虚拟经济庞大,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膨胀、自我循环,并且充满投机性的新现实,这使各国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的重大挑战。在这个新形势下,扩张货币未必起的是降息的作用,可能反而会增加利率。
那些习惯于货币扩张能够降息教条的人,不容易明白,其实货币扩张也可以提高利率。所谓负利率,是那些除了把钱放在银行便没有别的选择,没有能力分享资产泡沫盛宴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逻辑上,资金自由流动,存在替代选择,负利率是不存在的。那些认为货币扩张、通货膨胀可以增加生产和就业的经济学,是被科斯讽刺过的“黑板经济学”。
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样不可忽视。不说中央政府的4万亿,单说地方融资平台的14万亿,而此前爆出铁路负债高达2万亿,其他诸如电力、水利等部门有没有?所有这些负债加总起来会占用多少资金?会拉高多少市场利率?虽然金融危机前已经出现民工荒,但是金融危机初期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民工返乡潮和严重的就业问题,然而金融危机过去不到一年,民工荒就再次出现并且比金融危机前更严重。
应该说这与政府和国有部门庞大的投资有关系。政府过大的投资,不仅仅拉高了利率,也制造了民工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用工成本,严重挤出了民间经济。
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利率从17.96%到40%的巨幅拉升。短期利率巨幅拉升,是因为政策短时间内急剧转向的原因。道理其实简单:政府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企业和个人于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
不一定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和生产,也可能是在资产市场上炒房、炒地、炒矿而购买房产、地产、矿产等。可是刚刚增加了投资,扩大了生产,政策就转向紧缩。这种情况下,面对再高的利率,企业也得贷。这叫救命钱。贷,总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时间,腾挪处理资产;不贷,就意味着立即死去,血本无归。政策不稳定,急剧转向,因而会大幅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萧条,为遏制当年出口下滑的颓势,4万亿投资注入,市场利率被人为压低,经济在短期内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但是印钞票刺激经济的代价是,物价像涟漪般地扩散上涨。在物价压力下,政府开始迅速收紧银根。从2010年下半年起,中央银行通过11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以及控制全年信贷总额等方式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银行在政策的要求下开始催促还贷,控制新贷款发放,企业于是迎来肃杀的秋天。
现在,又有人在那里主张放松货币了。为什么3月份CPI超过预期回到3.6%?M2当月新增2.2万亿,仅次于2009年3月的2.4万亿。能不让人担心吗?
市场环境恶化是帮凶
一是企业税费高昂,上游产品垄断高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是远远超过美国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做的实验表明,同一车货物,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
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竟然比在国内低,这其中高额运输费用是重要原因。考虑到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质量高很多,国内价格比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价格就高出更多了。
二是高房价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资产泡沫化过程中,会产生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其次,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像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这主要表现在高房价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
处在交易关系中的双方,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你的收益其实也是我的收益。这是科斯告诉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实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在高房价下,企业很难低成本雇到工人的。
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么浙江这些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现在流行网购。一个同事买一袋大枣都要网购,而且还给送到楼下。1袋大枣,30块钱,竟然给送到楼下,说明什么,第一,劳动成本不高嘛;第二,商店门面的租金一定太高了。
其三,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郭台铭在清华演讲时讲,汇率波动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企业不得不对冲,而且汇率波动影响企业成本核算,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很多人糊涂,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这是书本上的教条嘛。这在外围没有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
当今时代显然不是这样。在外围存在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单边升值会带来热钱流入,不但不会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中国的通货膨胀正是伴随2005年人民币升值而来的。
其四,金融制度缺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但实际上,企业向银行贷款1000万,银行会要求企业存1000万,然后给企业开1000万承兑汇票,企业拿汇票再到另一家银行贴现。
企业不仅要承担6%-8%的贷款利率,同时还要承担7%的贴现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8%了。年初讨论银行是不是暴利行业,有人反对,说不是,说长期来看银行的利润率并不高。
凡是行政垄断的行业,都是暴利行业。不然,开放市场呀,让我来亏损亏损呀!一个行政垄断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知道它的真实盈利状况是不是有效率的。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要打破银行垄断,讲得好,中国真的需要金融自由化。
但是金融是高级产业,金融自由化需要更加严格的产权界定和法治保障。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不是管制,不是审批,是产权界定,是法治保障。管制没有用的,我们的企业上市要审批,要经过很多的部门审批,上市公司怎么样?股市怎么样?
其五,产权界定、法制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加速,强制拆迁等破坏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也降低了人们的产权保护预期和社会安全感。地方政府总讲产业结构升级,可愈是高端的产业,愈是需要产权和法治做保障。没有严格的产权界定,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产业不可能高级化,企业很难抵御成本上升。
其六,不利的外部环境。过去十多年,中国发展很好,这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但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结构调整,这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世界经济在一个低增长通道中,我们的出口再也不可能像加入WTO后的前十年那样增长了,将较长时期面临外需不振的考验。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不振,政客们就会转移矛盾。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政客们在转移矛盾。人民币升不升值,跟美国的就业是没有关系的。人民币升值,产业不会转回美国,但是会转出中国,会转到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
要强调的是,上述几点不是这一轮实体经济困难的首要原因,因为之前这些因素一直存在。导致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扼杀实体经济的首要因素还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和政府庞大投资对于民间经济的挤出。而扩张之后的被迫紧缩,经济出现这种困难更多的是对扩张期发生的错误投资行为的惩罚。
不要迷信凯恩斯主义,也不要讲什么罗斯福新政,要不是二战,罗斯福新政早露出了屁股腚子。就是二战,也救不了凯恩斯和罗斯福,70年代不是发生了滞胀吗?
要减税要打破垄断
分析了中国实体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后,接下来自然就要问到“怎么办”的问题。
第一,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过去的高增长条件已经发生变化,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不存在。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从更多地依靠高增长来实现社会稳定,转移到更多地依靠社会建设来实现社会稳定。
二是要改革,不要宏观调控。中国需要的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改革;中国需要的不是“凯恩斯”,而是“邓小平”。
三是要打破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不只是银行,石油、电信各行业都要打破垄断。经济学常识表明,垄断与竞争是一回事,唯一要反对的是“行政垄断”,依靠行政手段限制他人进入形成的垄断。怎么才能打破?放开市场准入,取消行政审批。
四是减税,改制国有企业,抑制政府投资。减税,说起来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公务员的规模不减下来,税收怎么能减下来?改革、减税,同时变卖国有资产。变卖国有资产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政府投资必须要得到控制,挤出了民间经济不说,还会产生坏账,留下债务。14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会留下巨大坏账的。
第五,土地等重要要素产权要界定给个人。总讲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但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那也不可能。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收入。土地等重要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源。
经验上,我们不曾见过有一个国家,其重要要素是国家所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结构调整,就是要将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赖国内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不有效增加老百姓收入,就不能增加国内消费,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收入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产权问题。
中国要放弃18亿耕地红线政策。经济学常识说,粮食安全是个伪命题。离开价格人们不知数量为何物。假如你愿意出1000块钱买一斤大米,我敢保证家家户户阳台上一定种满了水稻,粮食会多得吃不完。实际上,只需出到汽油的价格,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
吃不吃得上饭,不是种粮的土地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收入高与不高的问题。世人不是因为粮食少而挨饿,而是因为贫穷出不起价才挨饿的。见过穷人挨饿的,可有见过富人挨饿的吗?发达国家不主产粮食,但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挨饿了吗?发展中国家多数农业是主产业,可是饥饿偏偏发生在这些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发展中国家。
古人早说过:挨饿的是种粮人,穿丝绸的不是养蚕人。工商用地收益是农业用地的十几倍、几十倍,为什么要限制农业用地转作工商用地呢?是怕别人粮食封锁,所以即便工商用地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用地的收益,仍然要维持农业用途?但没有人封锁自己的财神爷。
假如限制农业用地转作工商用地,损失的只是工商用途和农业用途的差价,倒也罢了,问题是限制农业用地转作工商用地不仅导致收入由穷人向富人转移,而且严重伤害制造业。限制农业用地转作工商用地,势必要减少工商用地的数量。
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商品房用地稀缺的缘故。高房价剥夺穷人,补贴富人,导致两极分化。在当今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收入转移的巨大机器,只不过,这个机器从事的是将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向少数高收入人群和特权人群转移的工作。这是因为,能够分享房地产泡沫盛宴的一定是有钱人,而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房租。
高房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很多收入,但是这些收入缺乏有效的载体。股市不争气,土地又国有,三十年高增长产生的收入往哪里放?能够装钱的抽屉在哪里?房地产成为承载三十年巨大收入的有限的几个抽屉之一,能不装得满满的,房价能不高吗?反之,要是土地界定给个人,那么960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寸都变成吸收收入的海绵,房价就不可能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