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子女 卢作孚孙女卢晓蓉:我与江姐之子彭云同窗六载

前些年,当“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

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包”。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越狱”成功,摆脱“追兵”。

我看到了江姐遗书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热”推至高潮。

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

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

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

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

“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文革”中的考验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

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一九六一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黑帮”,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濒临绝境。

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同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左风”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

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摘自《水咬人》,卢晓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