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简介 许纪霖: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2.00元。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
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
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 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
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
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
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
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
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
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
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
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
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
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
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
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