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向涛 夏春涛: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从加快发展到科学发展——山西高平:2001~2010》一书的结束语,同名书稿2011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国内总的形势,除心怀叵测者外,人们大体上有两种评判。一种持乐观态度,认为形势总体上很好、很鼓舞人心,认为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对前途充满信心和期盼;另一种态度有些悲观,动辄谈及腐败问题、群体性事件等,怀疑我们走的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形势不太妙、党的执政地位有点悬,对前景感到心中没底。

我们持前一种态度。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情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不到基层,感觉大不一样。你不常下去走走,对国情了解得不全面不深入,就会得出片面的结论。近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坚持搞国情调研活动,跑了全国不少地方,山西高平是其中的一个点。

在高平的跟踪调研前后持续数年,尽管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仍说不上全面,好些内容还不够深入,但我们相信,基本情况了解了,主要方面抓住了,大的结论是可靠的。我们的总体结论是:高平的政权依然是红色政权,高平的江山依然是红色江山;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人民艰苦创业奋发有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改变了落后面貌,谱写了发展新篇,创造了发展奇迹,享受到了发展成果。

推及全国,也是如此。相信读完全书,读者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国家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着实令人振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刚入大学,有过困惑与苦闷,更多是欢欣与憧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考和成长的一代人。当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校园的最强音。关于祖国的未来,大家都抱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信念。

30多年过去了,回首我国这段极不寻常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是有两点没想到:一是没想到遇到的挑战这么大,困难这么多;二是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变化这么大。我们一个最深的体会是:无论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讲,中国社会都在发展进步,而且进步巨大,是在向前进而不是倒退。

这个结论是驳不倒的。说到底,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必须万分珍惜。

今天,我国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在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与过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深入人心,党的自身建设继续推进,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并通过长期探索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发展战略更加完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全社会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氛围十分浓厚。

相对于机遇而言,挑战是不利因素,是我们要闯过去的关口:国际形势急遽变化,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相互牵连日趋显著;国内改革越来越触及体制机制深层面的东西,风险和难度骤然增大;我们发展的起点高了、要求高了,推动科学发展的难度明显加大;随着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维护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

无论是改革、发展还是稳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其中,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改革与发展就会陷入困境。邓小平曾经深刻阐明了中国保持稳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 。

党的十六大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实践,归纳出十条基本经验,其一便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眼下,改革、发展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稳定的重要性紧迫性愈发凸显出来。

广义的稳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局稳定或社会稳定,二是政策稳定。这个论断是邓小平说的,他在1987年明确指出:“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 

政策稳定,主要看中央。我们到基层调研,听到群众说得最多的话是“中央的政策好”、“党的政策好”。中央是掌舵的,大方向不能出差错,一旦认准了,就要坚定不移。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郑重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还多次谈到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与政策稳定、政局稳定之间的关系。

他说:“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

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楚,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今,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进行新老交替,同时又保持了政策稳定。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但大方向始终没有变,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能够在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下,有力抵御和遏制西方敌对势力西方、分化中国的图谋,排除国内僵化与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经受住各种严峻挑战与考验,使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不断打开事业新局面。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自乱阵脚,中国就拥有无限希望。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一再强调“不折腾”,讲的正是这层意思。

政局稳定,主要看地方。《史记》有云,“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郡县乱,天下无不乱”。古今中外,大凡社会动荡,通常是从社会基层引发的。我国正处在发展机遇期,同时又处在矛盾凸显期,能够保持目前的稳定局面,十分不易。

不过,社会潜伏的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大小群体性突发事件层见叠出便是一个危险信号。保持社会稳定,地方(尤其是城乡基层)是第一线;地方稳住了,大局就会稳定。而要保持地方稳定,不单纯是地方的事,也不能各扫门前雪,需要全党全社会形成合力,从全局全国的高度来思考和应对。

关键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即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处理好相对应的两大关系,即干群(党群)关系、贫富关系。 

腐败现象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中央直面问题,对此高度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

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他告诫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郑重提出了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大家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上”是江泽民常讲的一句话,敬告大家齐心协力,各司其职,自觉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

他尖锐指出:“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

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强调要特别警惕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问题,声言我们党决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决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 。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 ;敏锐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胡锦涛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很显然,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态度是鲜明的,决心很大,下了狠心来抓,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腐败事件特别是大案要案居高不下。该说的话,中央早说了,而且是反复说;能够想到的招,中央都想到了,在制度设计上煞费苦心。

关键是落实起来有障碍,根子通在社会流行的潜规则上。办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公事私事,都要托人打通关系,公事私办,私事公办——这是潜规则的主要特征,导致制度、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变样走形。通过请客送礼疏通关系,可以办成事,包括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事;通过跑要买卖,可以获得升迁甚至“带病”升迁,大事可以化小甚至化了。

以权谋私之风之所以难以刹住,在于它有诱惑有市场。不少干部和群众内心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同程度地照潜规则办事。

党政部门应酬多、迎来送往多、“三公消费”多,与此也有关联。我们一直在强调反对“官本位”,但某些制度客观上却又在为“官本位”张目;上下尊卑在潜意识中判别得很清楚,尤其是在一些特定场合特定时刻,而“公仆”的定位相对比较虚,落实起来比较难。

党执政的时间越长,受这类东西浸染的概率越大,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也越大。还是要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多在针对性、可操作性、实效性上下工夫。

两极分化现象涉及民生。分配问题是邓小平晚年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各种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这反映了他老人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人为本意识。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分配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所以说,指望在短期内迅速缩小贫富差距,是不现实、做不到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以求尽量、尽快缩短差距。

共同富裕不等于均贫富,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贫富差距还是相对存在的,更何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决不允许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现象的存在。

把这些道理解释清楚,群众是能够理解并理性看待的;不少私营企业主踊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近年来抢险救灾队伍中也有他们活跃的身影,赢得社会尊重。这些都有助于避免因先富、后富问题引发对立情绪或酿成社会冲突。不过,现阶段的贫富问题比较复杂。

有人利用权钱交易等手段一夜暴富,迷恋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欺压百姓。权钱交易的实质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集体资产,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非法聚敛财富。由此产生的贫富悬殊,已不是单纯的收入分配问题。

人民群众不仅想生活得好一些,还希望活得有尊严,实现公平正义,对这些巧取豪夺的蠹虫自然十分痛恨;而有些领导干部漠视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更激化了这种情绪。

民间这种情绪蓄积久了,就容易出事。即便是某个偶发性事件甚或细故末节,也会使社会上众多素昧平生的人一哄而起,借机宣泄积郁在心中的不满。这构成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主要特征。在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中,近万人围堵当地党政部门,其中数百人进行打砸焚烧,导致多座办公楼不同程度受损,包括警车在内的42辆机动车被焚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多万元。

这虽然仅是个极端事例,但类似的情绪和事态倘若蔓延开来并形成气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不能乱。如果乱了,就会错失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三十多年的强劲发展势头就会戛然而止,大好前程就会被断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权相继被颠覆,西方国家固然扮演了卑鄙龌龊角色,诸如扶植反对派势力、直接出兵进行血腥野蛮的武装干涉,但根本原因是其国内出了问题,在于执政者平素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在危急时刻得不到本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使外部势力有机可乘。

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地给我们添乱,希望我们乱,就是想趁火打劫,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其用心十分险恶。

中国不会乱。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发展得这么快,新旧问题和矛盾交织,出点事情不奇怪。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也做不到。走过90年光辉历程、经受90年风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不自满不懈怠,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保持着蓬勃活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政府是人民政府,军队是人民子弟兵——这是由党的性质和我国国体决定的,明确写入了宪法。腐败分子、不法商人毕竟是少数,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心存忌惮。

做了昧良心的事,会被群众戳脊梁骨;坏事做多了,终究是要遭报应的。新的社会阶层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本人或父辈原本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等,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彼此间血脉相连。人心思定,大局稳定,这是我国目前总的态势。所以说,中国不会乱。我们对此要有信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历史大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我国救灾行动评述道:“轰然倒塌的是建筑,从废墟上赫然矗立的是中国人的脊梁。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人间的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相濡以沫和万众一心。

”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沿着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