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夫人杨子烈 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
张国焘,有个好妻子,叫杨子烈。干革命时跟着张国焘,在他背叛了革命时,仍然尽着妻子的义务。 杨子烈(1902.12.9-1994.3.27)湖北枣阳人,出身书香世家。1921年冬入中共。1924年2月与张国焘结婚。
1931年张去鄂豫皖根据地失去联系。她自食其力,学产科护理。她躲避国民党搜捕,一直等着张国焘,没有改嫁他人。而张在川陕苏区根据地,与一女子杨岳卿(长征时被炸死)秘密结婚。1937年9月,当她得知张国焘长征到延安后,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延安,与分别7年的丈夫团聚。
1938年4月张国焘未告诉她,不辞而别,逃离延安投靠国民党,毛泽东派人将在延安的她送至张国焘处。此后她随张到台湾、香港、加拿大,伴随一生,最后病逝在加拿大,享年92岁,与张合葬在多伦多。
晚年著有《张国焘夫人回忆录》。育有三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新婚张国焘于1923年岁末与杨子烈结为夫妻。
杨子烈当时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后因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赴北京,就读于法政大学,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11月,因抗议艺专教务长的生活作风问题,愤而从艺专退学。此后,她担任了《新国民》杂志的校对和发行工作,并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
在这里,她结识了张国焘,双方渐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伉俪。 不幸的是,迎接张国焘、杨子烈的新婚礼物竟是牢狱之灾。1924年5月13日,中共汉口地委秘密机关被反动当局查获,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其中包括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的张国焘。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铁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京师警察厅21日凌晨动手搜捕,将正在睡梦中的张国焘和杨子烈抓获,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信函多件。
张国焘忍受不住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心理防线一旦失守,接下来便是崩溃,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陈独秀和李大钊排在头两位,其中仅招供的全国铁路各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即达71人。
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了乐亭老家。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至乐亭。
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3年后被捕牺牲。其他中共党员没能及时逃脱。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在这里,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而其他犯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来放风,放风时不准说话;他吃的是大米饭,而别的犯人每顿吃的却是两个窝窝头。
他每天都能洗澡,而且有时能借到短袜来替换。 张国焘的这段经历,在长达25年内没有人知晓。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部门在整理敌伪档案时才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杨子烈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
如果不是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张国焘头上“铁狱硬汉”的桂冠还将戴下去。 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杨子烈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
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 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
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
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
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在随张逃台赴港期间摔伤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
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逃台后,他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被强行征收,1949年冬,潦倒的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产当5000美金,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但是一夜之间黄金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 在加拿大为张国焘找蒋经国筹钱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决定远走高飞,去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
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妻子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维持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
因为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他和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住在儿子家很不方便。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该病院条件很差,病人多而医生、护士却很少,夜里没有护士值班。张国焘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
为了解决贫病交加的困境,杨子烈想起了在美国的一个人。当年张国焘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
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对她说: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
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此时可求助于蒋经国。于是,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
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1万美金给张国焘。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
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的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求助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