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希庭的老师蒋登科丨我的老师黄希庭

201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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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乌申斯基在一次聚会上,吕进老师当着很多朋友和学生说:"蒋登科的导师都很厉害,硕士导师是方敬.吕进.邹绛,博士导师是吕进.范培松,博士后导师是黄希庭,富布莱特项目合作导师是叶维廉."在业内人士那里,这个名单确实非同一般,可谓阵容豪华.我也为拥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荣幸.我来自偏远的农村,自幼读的书少,见的世面不大,人生底子很薄,没有什么本事,但承蒙老师们不弃,悉心教导,才小有所获,所以对老师一直都满怀敬意.只不过,

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乌申斯基

在一次聚会上,吕进老师当着很多朋友和学生说:“蒋登科的导师都很厉害,硕士导师是方敬、吕进、邹绛,博士导师是吕进、范培松,博士后导师是黄希庭,富布莱特项目合作导师是叶维廉。”

在业内人士那里,这个名单确实非同一般,可谓阵容豪华。我也为拥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荣幸。

我来自偏远的农村,自幼读的书少,见的世面不大,人生底子很薄,没有什么本事,但承蒙老师们不弃,悉心教导,才小有所获,所以对老师一直都满怀敬意。只不过,我很少在圈子里炫耀谁谁谁是我的老师。有时候说多了,别人可能还会很反感,以为你想通过老师来抬高自己。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为多位老师写过文章,钻研他们的成果,记述他们的人品,感恩他们的教导。但是,除了教育部的一次采访,我没有写过黄希庭老师。前些日子,黄老师的一些在读弟子和我联系,说在黄老师八十大寿的时候,要制作一份影像资料,请他的学生谈论黄老师的为人为学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推辞了。黄老师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而我所从事的专业与此相距甚远,不但说不清楚,还可能出现错漏,那不丢人现眼吗?

其实,对黄老师,我是有话要说的。

1作为晚辈的敬意

我上大学的时候,黄希庭老师是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又当了副系主任。当时,他主编的《普通心理学》被全国的很多高校作为教材,他本人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了。外语系和教育系在一栋楼里,但作为学生,我和黄老师没有任何交往。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学校有影响的年轻学人并不是很多,报纸对他们宣传不少,所以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黄老师主持成立了心理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后来,心理学研究所演化出心理学系、心理学院、心理学部,成为心理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在这中间,作为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的黄希庭先生肯定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我一直敬重黄老师这样的有学问的人,但我和他在过去并没有什么交集。对黄老师的了解除了从一些报道中得知,还有些来自吕进老师。吕老师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给我们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他和黄老师是挚友,在学术观念、治学态度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而且都先后成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副主任。

当他们发现学校在学术导向、学术评价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时候,就会相互交流,提出各自的看法,并在有关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学生和晚辈,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交流了哪些问题,但我多次听吕进老师说他们的观点出奇的一致。这或许是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关心学校发展的专家的共同之处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南师范大学只有教学论一个博士点,只有张敷荣先生一个导师,且年近九旬。按照规矩,如果没有增加新的导师或者新的博士点,万一张先生去世,学校将失去博士学位授权资格,会对学校的未来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令人高兴的是,黄老师领衔的团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获得了基础心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我还记得吕进老师私下开玩笑说:“如果老黄叫邱校长去把自己的仇人给杀了,老邱可能都会同意。”足见这个学位点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

当然,后来黄老师又领衔申请到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基础心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本人也在后来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学名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些都是至高的荣誉。

在很多场合,黄老师在主席台上做报告,我在台下当听众。他讲的主要是学者的追求和治学的方法问题,虽然比较明显的浙江方言有时影响了他的表达效果,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学问的看重,以及他为了学问而不断付出的人生选择。在他看似轻描淡写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的梦想,他的坚持,以及他面对曲折而继续向梦想挺进的坚毅。

作为晚辈,关注和探究黄希庭老师的人生、学术之路,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也提示我们如何选择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心理学家、西南大学教授黄希庭

2作为学生的体验

2000年夏天,我在苏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当时杂事甚多,没有想过继续参与研究性的学习活动。大致是在年末的时候,吕进老师给我打电话,叫我与黄希庭老师联系一下,他说黄老师希望我跟他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当时告诉吕老师,谢谢黄老师的好意和信任,但我得好好想想,因为我在心理学方面实在是外行。

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最终答应了。

黄希庭老师在学术上并不是全面撒网,他一直追求专业和深度。他在心理学中主要研究两个方向,一是人格心理,一是时间心理,他的成果在国内外心理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可。我曾经读过多种关于人格研究的专著,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从人格建设的角度讨论过诗人、作品的人格力量,讨论过诗人的人格修养问题。这些尝试在心理学专家那里,肯定是表面又肤浅的。

我决定拜访黄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到黄老师的办公室去拜访他,说出了我的担忧。黄老师告诉我,心理学中的有些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需要大量的实验和统计;而有些方向则偏重于社会科学,可以借助对文化、文学的考察来展开。很多学者从文学、艺术、社会等多方面研究心理学,或者借助心理学理论拓展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

而我是研究文学的,尤其是研究新诗的,这其实和心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举例说,有人从人格语词的角度研究戴望舒的诗,角度非常新颖,在很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为此,他建议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究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不同文学作品的心理取向、文学作品在健全人格养成中的作用等话题。

那次交谈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顾虑,也使我有了进一步尝试的冲动。

仔细想想,任何文学作品都涉及人的心理。我甚至在一些场合说过,文学创作如果无法写出人物的内心秘密,往往很难成为优秀的作品。于是,我开始在黄老师的指导之下构思自己的研究计划,最终确定的题目是“文学与健全人格的养成”。

正好在2001年7月,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研修,随叶维廉教授从事“中国新诗在美国”课题的研究工作,趁机收集了一些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学的著作和文章,为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和黄老师的交往、交流过程中,我觉得黄老师在生活上对学生很关心、爱护,但在学术上,他却一丝不苟。我见到他和硕士生、博士生交流课题,对涉及的每个小细节都仔细推敲,要求他们通过深入的探究提炼出具有新意的观点。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正在和学生讨论一篇论文的修改。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那已经是第五稿。黄老师说还不能定稿。

除了课堂,黄老师还时常把上课的场地搬到室外。2008年之后,我和黄老师住到了一个小区,经常在黄昏时分看见他在小区散步,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一些学生一起。其实,他们是在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课题或者文章,时不时还停下来争执一番。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记录的是黄老师关于心理学研究的一些语录式的观点,非常精彩。据说,这篇文章就是他的一些学生根据黄老师在散步、开会、上课的时候偶然冒出来的精彩话语记录、整理而成。在黄老师那里,有些话对学生说过或许就算了,但整理出来才发现,这些点滴的经验,其实凝聚了黄老师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大量心血,流淌在他整个的教学、学术生涯中,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时常听到不少人埋怨科研中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在和黄老师交往、交流的过程中,我却觉得,在他那里,科研话题随处都有。黄老师的每次聊天,其实都是在谈他的课题和思考,这些课题和现实、人生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一直认为,科研的前沿话题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看你是否用心,是否能够深入开拓。

心理学在其学科形态上主要来自西方,但长期以来,黄老师却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很多中国化的研究思路,努力建构中国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尤其是注意研究中国人面临的心理问题。在黄老师的研究中,很多话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社会和谐、心理健康、幸福感等主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关注、所需要的成果。

做黄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他敏锐的思维可以带给你方向,他开阔的视野可以使你的思路豁然洞开,他对学术的坚持能够带给你持续的力量。

2009年初,作者与黄希庭老师合影

3作为同事的感激

黄希庭老师在科研工作中非常严谨,不但对他人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

2005年3月,我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担任社科学报副主编,后来又继续在新组建的西南大学期刊社工作。当时的社科学报主编是吕进教授。

为了体现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刊物特色,在我到编辑部工作之前,吕进老师就提出了“以名家为依托、以名篇为保障、以名栏为特色”的推动学报发展的“三名主义”思路。第一步就是要开设特色栏目,邀请知名专家主持。结合学校学科发展的状况,当时开设的栏目主要有“基础心理学”“中国现代诗学”“西南历史文化”“21世纪中国侠文化”等。

黄希庭老师是“基础心理学”栏目的主持人。该栏目每期发表三四篇文章,一年下来要发表二十余篇。这些文章除了黄老师自己撰写或指导学生撰写之外,大多数都是他向业内专家约来的。

对于刊物来说,优秀的稿件是最重要的资源。由于在心理学界具有地位和影响,黄老师组织的稿件大多是国内知名专家的成果,这些专家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等等。这些选题和质量都属于上乘的文章到了他手上之后,黄老师一般不会直接发给编辑,而是要对文章进行认真审读,如果发现问题,他会提出具体意见,返回作者进行认真修改、完善。

我知道,好多知名专家的文章都被他返回修改过。对于自己的团队撰写的文章,黄老师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除了在选题的新颖度上把关之外,他还要对稿子进行多次审读、修改,直至达到他的学术要求。之后,他才按照文章的主题进行栏目编排,尽量做到在人格心理、时间心理两个方向上集中发表。

黄老师组织的文章基本上都有良好的学术反响,即使是硕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文章,往往也都会受到文摘期刊的关注。在那几年,学报心理学栏目发表的文章在二次文摘方面达到了学报创刊以来的峰值,转载率超过了50%,学科转载量的排名仅次于国内几家专业的心理学期刊。

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心理学是学校的优势学科,知名专家多,由于刊物版面有限,很多专家的文章无法在刊物上发表,他们在见面时或者在电话中不时对我们提出抗议,说我们偏心,甚至说某位专家署名的文章发表太多。我们其实没有偏心。学报主编邀请黄老师主持栏目,我们肯定要尊重黄老师的推荐意见,而且刊物编辑最大的梦想就是发表好文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产生较大的影响。

黄老师担任“基础心理学”栏目主持人那些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优秀稿件,对刊物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2年之后,黄老师年龄越来越大,教学科研任务又很重,所以他提出不再为学报组织稿件。我和期刊社的同事几次到他家里和办公室与他交流,他才答应每年继续为学报的心理学栏目组织两期稿件。

2016年初,我轮岗到学校出版社工作。在交流过程中,我知道出版社承担了一个重点出版项目,就是《黄希庭心理学文集》,共十卷。出版项目是有时限的,编辑一直在和黄老师联系,希望他尽快交稿,以便组织出版。但是,黄老师说他一定要把过去发表过的文章全部重新审读、修改一遍,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

其实,我可以趁着看望黄老师或者和他联系的机会和他说说此事,但我没有。我知道,即使说了也没用。黄老师就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学问的。我对同事说:“这就是黄老师的风格,我们只有慢慢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