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地位 一位老人静静离去 悼念伯格曼
胡金铨准确的说是北京人。他喜欢神侠志怪的东西,也是原来在北京听还珠楼主讲故事的时候培养起来的。 胡金铨早期是在香港和邵氏工作的,拍完《大醉侠》后,应与邵氏不合,去了台湾发展,他最有名和优秀的片子大多都是在台湾完成的(像《龙门客栈》《侠女》《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后来台湾环境不好,所以部分重要影片是找韩国人投资(像《空山灵雨》《山中传奇》),后来又受徐克之邀复出筹拍《笑傲江湖》但因之后意见与徐克不和,结果退出。
张艾嘉的主要作品和参演作品也大多在台湾。像其最有名的《少年小渔》,她推动拍摄了独特的单元性剧集《十一个女人》(导演有 宋存寿 张艾嘉自己 柯一正 董令狐 杨德昌 等等),还有参演《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
以上两人都可以算港台两栖,但其主要作品、个人发展和演出都和台湾有莫大的关系。 杨德昌的作品只有《光阴的故事》(他在其中拍“指望”这一段)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票房在台湾不错,其余都不太好,《一一》的票房在国际上(特别是欧洲,法国等地)很好,但由于杨对台湾电影环境的失望,所以不让在台湾发行,所以也就无法得知台湾人对此片的接受度。
侯孝贤片子的票房成绩很有趣,也恰恰体现了台湾电影走向末路的原因。
他的《冬冬的假期》《悲情城市》都是他抵押房产的背水一战之作,拍出后前者票房不好,很快就下片了,后者更因二二八事件触痛了国民政府,直接导致禁映。后来《冬冬》在国际上得了奖,于是提前下片的影片又被送上了大萤幕,报纸上的报导使得人们争相观看。
后者更是滑稽,由于此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国民党专门为此开会进行讨论,结果居然是:“影片获得国际最具影响力大奖,有较强的海外政宣效能,对于台湾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认同,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被禁的《悲情城市》结果成为功勋电影,延长了一倍的放映档期,连映了两个多月,造成了当时的一个票房纪录。 侯与杨都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侯的这种成功方式(杨后来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无疑影响了台湾电影人对台湾电影市场的心态。
以至于后来者都走了个人化的路线,想去国际影坛拿奖,却忽略了台湾本地市场。而台湾政府一直以扩大台湾国际形象为目的的心态来对待电影,其辅导金也因侯及其后来者在国际电影展上的成功都流向了个人话电影,而对于导演来说更政府打交道要比更投资商打交道容易得多,毕竟只要说说几个创意和概念就可以拿到政府大笔的辅导金,而问投资商拿钱可是要谈具体细节、成本回收和利润等问题。
综上所述你可以看到个人电影、作者化电影并不是导致台湾电影产业死亡的真正原因,罪魁祸首其实在于政府的心态、导向与决策!如果国民政府不是进行“戒严”,对文艺活动进行严格的思想和内容控制,李行、胡金铨他们本可以创造出一个良好、健康的台湾商业电影市场,而侯、杨及其他新电影工作也可在这片健康的土壤上与之相辉映;又若不是台湾政府的错误心态,其辅导金本可流向像朱延平(《旋风小子》《新乌龙院》还有你喜欢的《好小子》皆出其手)之类的新商业片导演,而不会使整个台湾电影工业朝艺术化、获国际影展奖单方面行走,造成如今台湾电影本土市场的沦陷和萧条。
《闪灵》的确不错。库布里克实在是很了不起,他作品跨度大但又总是超越了时代,票房也绝佳。
《猜火车》也很不错,尤其是他的音乐。david bowie,iggy pop真是赞。 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在台湾导演手上往往更显得传统、中国,这也就是我独爱台湾影片而非大陆或者外国的片子的原因。不过这已经是个人偏好问题了,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