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的错杀与该杀
政治是最不讲道理的,讲的是立场或价值观。看看后来那些平反的,无论是叛变的、投降的、抗命的、违法乱纪的,即使当时经过组织程序调查,通过法律程序审判的,只要一纸文件平反,就抹去了曾经的所有问题,代之的是光辉正确的一生。
一.创建红28军的高敬亭。
安徽金寨有将军县之称(一位开国上将,八位中将,50位少将),这里诞生了红25军。
红25军1931年成立时,军长为旷继勋(1933年牺牲),政委为王平章(1933年牺牲)。下辖73师、74师、75师。
1932年重建时军长吴焕先(1935年牺牲),政委王平章。辖两个师一个特务营,约七千人。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第75师师长姚家芬(1933年肃反时被杀),政委高敬亭。
长征时,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副主任郭述申、 供给部部长吴维儒、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全军3000人。辖第223、224、225团 手枪团。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西征后留下的部队与鄂东北独立团重组红二十八军,未设军长,高敬亭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后牺牲)和手枪团,共1000余人,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1938年初,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后戴季英)。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共3个团。兵力3100余人。
高敬亭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红25军75师政委。红25军长征时,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重建红二十八军。担负起边区党、政、军重任。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在当时红军主力离开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抗战初期,国民党曾想收拢这只队伍,任命高敬亭为“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但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红二十八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
二.抗日首战立功。
四支队成立后 ,中央的命令是“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9月2日,又在棋盘岭设伏,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此后,又多次与是伪作战,取得了较好的战绩。
三.拒绝延安干部。
新四军成立后,中央原来决定第四支队由黄麻起义的郑位三担任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高敬亭坚拒,并要求换戴季英(原红25军政委兼74师政委,曾经是高敬亭的上级)来。结果郑位三被调离4支队去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萧望东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而戴季英抵达的当晚,就与高敬亭为东进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四.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大别山根据地某种意义上是高敬亭创建的,在此经营了三年多。他力主部队应当在皖中开展游击战,不准四支队向皖东敌后挺进。
东进到敌后开辟游击战是中央的决策,也是蒋介石给新四军的命令。高敬亭由于有意见,大部分时间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为了说服他,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不仅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留出了联络通道,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即使这样,高敬亭仍然反对。张云逸只好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
1939年1月27日,新四军军部把张云逸的电报转报中央:“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当时主政华东的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公开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此举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
1939年1月,蒋介石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高敬亭更是不从,反而带着手枪团和特务连回返。
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只好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下命令给第七团、第九团。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继续做高敬亭的工作。项英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599页。)
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以军事会议形式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然而高敬亭表面举手同意,在当叶挺走后,却命令第7(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停止东进。此举使矛盾激化。
五.治军下不严,酿成大祸。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20余兵叛逃投奔桂系,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高敬亭在部队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六.逮捕法办。
由于出现了杨、曹叛逃事件,在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主持下,展开了反杨、曹斗争和整顿。进行中官兵揭发高敬亭在部队乱杀人、贪污腐化、公开纳妾、任用亲信、抵制东进等问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等)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
鉴于高敬亭战场抗命,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给重庆蒋介石发电,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此电报现存台湾)。
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不服,说是整他。
在反高斗争大会第三天,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来电,并在会上宣读。6月24日在青龙厂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来的卫队执行。
高敬亭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7月,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就提出建议“如不可能,便采取断然的处置,声明他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会同战区司令长官使他离开部队,另派人来接替。”
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叶挺、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在不同时间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七.中共中央的态度。
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刘少奇)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高敬亭被枪决后,又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
然而已经晚了,高敬亭已被执行。据说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有文章称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周骏鸣(1935年曾被捕写自首书出狱,曾任四支队第八团团长,时任二师参谋长。解放后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问:“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毛汉东还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后来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虽然批斗高敬亭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却只是表明中央认同了高敬亭的错误,却没有同意把他杀掉。
八.谁该为高敬亭之死负责。
高敬亭死了,事后认为是错杀,或者说处理过重,谁该为此担责呢?
1.叶挺是枪毙高敬亭的直接责任人。
当时叶挺在江北指挥部,到四支队处理问题时,项英此时在皖南。
叶挺去江北整顿四支队,曾向蒋介石报告经过情形。蒋介石回电称:“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 此电刊登在1939年9月29日《抗战报》(江北版)上。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反证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李一氓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说:“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不会同意那样办的。”
2.项英也有责任。
但是,项英是新四军代表中共的。他对高敬亭的问题早有认识。
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1939年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这几封电报说明项英认同高敬亭的错误,同意组织处理,却没有杀其的态度。
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的报告中说“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
在叶挺回到皖南,项英在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这此情况只能说明项英支持高敬亭反党的罪名,却不能证明项英赞成杀高,或者说是对叶挺处置高敬亭的事后认可。
3.戴季英负不起这个责任。
戴季英作为张国焘时期的肃反专家,与高敬亭有矛盾。但是,他只是高敬亭部的政治部主任,打个小报告可以,没有对司令员的决定权。
因为戴季英1952年任开封市委书记时倚老卖老被开除党籍,很多人把脏水往他身上泼。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有那个能耐。
4.蒋介石没有责任。
高敬亭是国民革命军少将支队长,杀他需要总司令蒋介石批准。是新四军主动报上来的,对此蒋介石没有责任。
5.高敬亭自己责任很大。
事后而言,高敬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有其道理。就军纪而言,不服从命令受到惩处是咎由自取。是否到枪毙的地步,是个处理轻重的问题。
战争年代不是投降、逃跑才够死的条件。战场抗命就地正法也是正常的。 九.高敬亭平反。
1975年11月,在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在合肥休养的老人鼓励下,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的高敬亭女儿高凤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毛泽东当即批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调查,并告知结果。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结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示给军委讨论。1977年4月27日,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高敬亭死后,新四军四支队被分为四支队和五支队。四支队司令员继任者是徐海东和张云逸,五支队司令员是罗炳辉。
如果从后来发展而言,高敬亭解放后有大将资格。因为在新四军后来的八个师中,徐海东、张云逸、粟裕、黄克诚都是大将,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在地方工作的都是副国家级。而且在当时,高敬亭的第四支队是新四军中兵力最多且最强的一支。
高敬亭是全面抗战以后共军中被处决的最高级将领。2015.7.5
